标准经济学告诉我们，贸易战只能是两败俱伤，怎么会双赢呢？这显然是一个教科书式的问题。现实世界比教科书复杂多了。比如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就不是典型的贸易战。自由是美国人珍视的价值，美国政府不会公然地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特朗普说要减少1000亿美元与中国的贸易逆差，那是说给美国选民听的，因为这是他“当选的主要原因”；若说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太大了，所以要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关税率，显然是“政治不正确”的。这是说不出口的，也不会为世界其它国家所赞同。他的理由是，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不公平”。显然，自由贸易是公平的自由贸易。如果不公平，就不在“捍卫”之列。
那么，哪点儿不公平了？一曰中国公司偷窃美国公司专利技术，或利用市场进入利益强迫美国公司转让专利技术；二曰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进行了大量补贴，致使产能过剩，向国外倾销，导致世界市场价格过低；三曰中国政府阻止或限制互联网数据的自由流动，致使美国公司不能在中国境内正常开展业务，导致约4000亿美元的损失；四曰中国限制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如在通讯、信用卡和电影等领域受到阻碍。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为FT中文网撰稿指出，从纯理论角度看，这些对“不公平”的指责都是有道理的。教科书假定的自由贸易是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下的自由贸易。一个公平和有效的市场，是要保护知识产权，不能区别对待不同企业，不能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不能通过限制数据流动而限制对市场的自由进入。对这些原则，近年来高举自由贸易大旗的中国政府也不会有异议。问题只是在于，这些指责是否属实；或者确有其事，但被夸张了，作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借口。后一种情形更有可能。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基本上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还不完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说明中国政府还是要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革除掉那些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行为，其中就包括对知识产权的侵犯，区别对待不同企业，限制市场的自由进入，和限制数据的自由流动。如此看来，美国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的指责，恰恰是中国改革的对象，并没有冲突。假如美国真的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那么中国纠正这些错误，不仅消除了美国的“不公平”的指责，而且对中国自身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在知识产权领域，中国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虽然申请专利的质量尚需改进，但数量已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主要产业已经发展到了在规模和技术水平方面都居世界主导地位的程度，大多依赖于自主研发的知识产权。我们不能排除有个别中国企业“偷窃”别国企业的技术，或与外国企业合资中有技术转让的要求，但这不能构成战略性技术领先。因而，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从中国国家利益来看，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不削弱它，是有利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如果不仅要在国内、而且在世界范围保护中国的知识产权，就要保护所有企业的知识产权，就要维护保护知识产权的世界体系，中国的知识产权也才能在境外获得尊重。所以，制止偷窃技术，不要求外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不仅对中国无害，反而有利。
关于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主要是指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在美国针对的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存在着两种企业，国企和民企。它们之间是竞争的。民企不可能获得政府补贴。国企之所以获得政府补贴，是因为国企效率低下，不补贴就无法生存；同时又有政府资源。例如在制铝业，中国铝业公司是一家被称为“亏损王”的国有企业，连续八年亏损达450亿元以上；仅2014年就亏损162亿元，获得政府补贴8.23亿元。其实国企获得的全部补贴不只是账面那一点儿。几乎全部国企都享有免费使用国有土地的补贴，和低息获得贷款的补贴。据天则所的研究估计，2001~201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账面净资产收益率为9.08%，但扣除应缴未交地租、优惠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额、应付未付的自然资源租金以及政府补贴，实际净资产收益率为－3.67%，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补贴，它们是亏损的。
这就成为了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在这两个产业中，民企不可能产能过剩，一旦持续过剩，它们就会亏损并倒闭。但国有企业即使亏损，却可以因免费土地、低息贷款以及政府补贴维持过剩的产能。因此，钢铁业和制铝业产能过剩不仅是国际贸易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国内市场问题。因而，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其中也包含着减少国企产能的含义。然而，由于国企有着更深厚的政府资源，由政府主导的去产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一些国企产能，但在不少地方，政府把去产能的指标分派给缺少政治背景的民营企业，使得去产能走向了反面，压缩了效率高的民企产能。
这样看来，根本解决过剩产能问题，就要进行国企改革，最终目标就是国企退出所有营利性领域。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去除国企的垄断特权和政府补贴。如果把免费使用国有土地和低息获得贷款等看作是买方的低价垄断，这正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打破”的“行政性垄断”。如此一来，来自美国的要求，正与中国经济的内在需要和中国政府想要进行的改革相一致。中国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只有在公平的没有政府补贴的竞争环境下，让那些效率低下的亏损企业退出市场，才能最后解决。如果全面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取消政府补贴，就不仅是解决钢铁业和制铝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会带来宏观层次的显著的经济加速。我曾估计过，如果国有企业的实际亏损降为零，按2013年国有企业（金融类和非金融类）净资产52万亿元估计，也会增加3.3个百分点的GDP增长速度。
同样，保证数据的自由流动，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中国政府关注网络安全，强调国家的网络主权无疑是对的。然而，由于《网络安全法》缺少对网络管理部门的有效约束，它们扩张自己的权力，实际上削弱和侵犯了《宪法》第三十五条，并大大压缩了正常生活和工作中的数据空间。如在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学术、商业和生活领域，如果不用VPN，学者不能接通境外的学术网站，如谷歌学术；旅游者不能正常使用谷歌地图，不能正常使用境外的商业网站，如amazon, airbnb；甚至不能登录外国驻中国使馆的网站。更不用说，不受约束的网络管制，实际上压制了对政府部门的批评和对腐败的揭露，显然也对中国社会造成深刻的伤害。这也会影响到在中国境内的外国居民或企业，使他们不能正常地生活和开展工作。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依宪治国”，包含着保证公民的宪法权利。这首先要保证宪法第三十五条的权利。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也规定，“国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使用网络的权利，……，保障网络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动。”实际上，近来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方面做了调整。据我的经验，不少过去不太好使用的境外网站变得好用了。包括谷歌地图，谷歌翻译，amazon, airbnb，一些学术网站，CNN等西方国家的电视网站，等等。这表明中国政府越来越清楚，用防火墙限制数据的流动除了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害外，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也不能达到他们预想的目的。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以及中国政府近来的调整，与美国要求的数据自由流动没有太大差距。总体而言，数据的自由流动甚至比贸易自由还要重要，观念不受阻碍的交换会使中国更充分地激发技术和制度的创新。
关于市场自由进入的问题，情况稍微复杂一些。电信和银行本来就是行政性垄断的产业，所以首先的任务是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企业开放市场。这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改革目标。中共“十九大”除了提出要“打破行政性垄断”以外，还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支持民营企业发展，……”2018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已全面实施。在负面清单中，没有对商业银行和电信基础业务的进入限制，因而是所有市场主体，包括中国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可以进入的。刘鹤先生也在达沃斯论坛强调，中国政府今年会很快落实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但负面清单中确实有对电影业进入的限制，这主要是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正是这种考虑，妨碍了中国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发展，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放开管制，中国电影业显然会在中国市场中占有优势，也不会害怕来自好莱坞的竞争。
近来对所谓“中美贸易战”的评论，多关注“战”的方面。回顾一下中国加入WTO之前，以及WTO谈判，更好的作法是“化战为谈”。国家间贸易利益的冲突通过谈判，其实会导致一个更好的制度均衡，达到双赢结果。WTO规则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开放国内市场，当初中国人普遍以为狼来了，中国企业竞争不过外国企业。结果却是，由于中国借助于加入WTO推进了国内的市场化改革，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被焕发出来，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大获全胜，又在国际贸易中持续高额顺差。外国企业也因中国巨大市场的扩展而获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持续40年的中国奇迹，也使中国更为自信。面对美国的压力，中国政府做出的对称回应是谨慎的。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国内的市场化改革，放开国内市场，则更为重要，也同时消除了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借口”。而这一举措，显然比当初加入WTO的风险小得多。
如果中国革除掉那些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陋规和作法，如取消补贴和打破垄断，结果将会怎样呢？中国经济将有一个更快的发展，并且更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减少吗？不会，只会增加。这是因为，国有企业虽然获得了政府补贴和低价资源，但它们的效率更低，平均成本仍然高于没有政府补贴的民营企业。例如2016年在中国铝业公司亏损的情况下，同为制铝企业的中国宏桥集团股东净利润约为51亿元。在钢铁业，2016年前三季度，民营企业销售利润率为3%，明显高于1.73%的行业平均水平。而若打破行政性垄断，如打破银行垄断，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还会放窄0.5~1个百分点；打破石油垄断，税前汽油零售价格会降低21%（据2015年数据）；这都会降低整个经济的资源成本。因而，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从此逐渐从产业中退出，取而代之的是更有效率的中国民营企业，加之享有更低的资源成本，它们会在国际贸易中更有竞争优势，从而有可能扩大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这样一来，不就与特朗普减少1000亿美元贸易逆差的目标相悖了吗？其实，我们要牢记，特朗普就是一个商人，叫高价是他的习惯策略。前面也说过，他是说给选民听的，他并不真的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实际上，保持一定水平的贸易逆差对美国是有好处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更广义地看，如果把美元也看作是一种商品的话，美国没有逆差。实际上，美元还是一种利润率最高的商品。据说印制一张一百元的美元钞票的成本是四美分，剩下的就是所谓“铸币税”。更何况，在更多的情况下，大量贸易不需要现金，只是表现在账户上的数字，其铸币税的比率更高。虽然为了保证整个货币体系的运转，美国还需要其它配套设施，如安全和信用的保障，成本最高也不过20%吧。没有一种商品能够赚到80%的利润率的。这难道不是一笔划得来的生意吗？
当然，这种收入只是美国政府的收入，并不是民间企业的收入。不过，要想把这笔铸币税收入向民间转移并不难，只要降低税率即可。其效果，可不只是减少了企业的税负所对应的美元数量，而会带来刺激民间投资、甚至国外企业投资的宏观结果。特朗普政府前些日子的减税改革获得显然效果，就已经说明问题。不少美国企业，如苹果，以及外国企业，如丰田，已经表示要在美国进行大的投资。有投资，就有就业，这不就是“将工作带回美国”的更好方法吗？
只是将大量铸币税的收益直接向民间转让，会与特朗普的另一个目标有些冲突，这就是加强美国的军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国防开支主要依赖于铸币税收入。2016年，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1892美元，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的平均水平151美元。美国军费开支超过世界其它国家人均水平的部分，约5623亿美元，我称之为“帝国成本”。根据多年的数据，这部分基本上是由美国通过贸易逆差“出售”美元的铸币税。然而出售的美元就是外国人对美国的债权，虽然他们可以用于与非美国人的交易，但还是有一定限度，所以正常的循环是外国人再用贸易赚取的美元购买美国的资产。因而我们看到，美国的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几乎就是以X轴为中心线的对称图形。见下图。也就是说，通过资本流入，美国又把通过贸易逆差流出的美元收回来，以保持美元在世界分布的均衡。
自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后，美国金融资产的信誉大降，资本流入明显减少，贸易逆差也同趋势地减少。贸易逆差与资本顺差的对称原因，也许需要一篇博士论文来解释，这里按下不表。贸易逆差减少，美国铸币税收入也相应减少，就不能充分满足军费预算之所需。如下图。在2008年以前，资本项目顺差多于美国的军费预算，而在这之后，则低于军费预算。这就给美国的财政带来压力。这就是奥巴马总统时期，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财政原因。
简单地说，既然美国的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铸币税，而贸易逆差就是在出售美元，则贸易逆差较大时，美国的财政情况就较好；贸易逆差较小时，财政情况就较差。见下图。美国的财政赤字几乎与贸易逆差对称地反向而动。在下图中，2006年贸易逆差最大时，财政盈余也是最大的；2009年贸易逆差最小时，财政赤字也是最大。因而从美国财政角度看，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是件好事。
而在美国的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军费开支。在美国的税收和铸币税受到经济环境和国际贸易约束而减少的情况下，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军费预算。因而，特朗普的压缩贸易逆差的目标与扩张美国军备的目标是矛盾的。保持适当大的贸易逆差有助于保留美国的强大军备，但如果将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通过减税转移到民间，也会限制美国军备的扩充。不过要注意的是，扩充军备或军备竞赛并不见得有利于美国。而如果把贸易逆差带来的铸币税收入用于减税，也许是一件真正有利于美国的事情。这是因为，国防预算有一个恰当的规模，其目的应该是保卫本国的领土和利益。如果过多，就会扭曲该国的行为。
如果军队过于强大，就会轻易诉诸战争解决问题。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就是不能约束对外的国家行为，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只以当下成本收益为标准，更经常出现误判。所以二战以后，美国在国际问题上，尤其是在战争问题上屡犯错误。据说在出兵越南时，全美国只有三个人懂得越南。伊拉克战争，则以数十万伊拉克人的生命和4500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却没有发现借口出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的中东战略就是一个不断地解决它所创造的问题的战略，几十年来中东不得安宁，并且还扰动了欧洲。为了对抗伊朗，美国扶持了萨达姆；为了对抗苏联，美国扶持了本?拉登；为了对抗阿萨德，美国又扶持了“伊斯兰国”。所有这些美国扶持的力量，后来又都成了美国的敌人。也许正是因为有过多的军费，才使错误得以实施。因而，美国的国际安全问题不是军费太少了，而是军费太多了。
军费太多，是军工利益集团在美国政治结构中的作用所致；而这个集团，也是依赖于过多军费才生存和发展。正是五角大楼－军工集团－军工地区铁三角的存在，才使美国政治结构偏向于制造紧张局势和运用武力的国际决策。本来冷战结束后美国军费开支在逐渐减少，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又在常规军费之上增加了每年数百亿多则1800亿美元的“海外应急军事行动”费用。因而削减军费，就是在削弱一个以美国整体利益为代价的坐收战争之利的利益集团，也就是在削减进一步的军费需求。美国真正的利益，是回归到平衡的国际战略上来，减少在国际战略上的错误；同时与世界各大国联手进行裁军，创建一个世界永久和平的前景。将减少的军费用于减税，提高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因此，如果中国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与美国进行更为公平的贸易，中国的贸易顺差将会更大；如果美国能在与中国的公平贸易中保持相当规模的贸易逆差，并将铸币税收入用于减税，而不是军费，美国的投资将会增长，就业将会增加；如果中国的资本受到低税率的吸引投资于美国，如果美国的资本进入更为开放的中国市场，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会更为紧密，她们之间就更不会成为军事对手。从长远看，美国的产业将会受益于低税率而保持更强的竞争力，从而使国际贸易的逆差减少，而那时，中国的国内市场将成为明显大于美国的市场，成为美国企业的主要海外市场。而中国，金融、电信等服务业在经历竞争的磨练后将更为成熟，人民币将更有信用，也会使中国逐渐平稳地向低贸易顺差以致贸易平衡的经济模式转变。将这就是一个双赢的前景。
这有政治可行性吗？有那么一点儿。应该明白，特朗普威胁要进一步对1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提高关税，以及中国对等的回应，都是叫价。叫高价只是实现心中底价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特朗普的目的是要中国开放更大的市场。而如前所述，中国政府早已确定了保护知识产权、打破行政性垄断、维护公平竞争和继续对外开放的战略方针，并就公平市场准入出台了具体的规则和政策。中国政府只需加快这一步伐、或抓紧落实若干具体案例，就能让特朗普脸上有光，而又可表明这些举措并非迫于美国压力，而是早有考虑和动作。如果这一判断为真，则特朗普在发起贸易战之初就胜券在握，一个更大的中国市场将会展现在美国企业面前。特朗普也知道，军费预算与减税与间的替代关系，但他明确地推动了减税，而想方设法地减少军费，如要求日本承担更多驻日美军的军费，要求很快从阿富汗撤军，说明他认为减税优于强军。如果双方都清楚这些经济和政治利益，谈判就不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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