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清华校庆那场精英对话会，其实更值得讨论。

会议要点：

1. 特朗普加征关税的惩罚性措施遭到了美国两党的一致反对。在共和党内得不到支持，不会长命。共和党背后代表的是大工商业集团利益。背后最大的金主——美国商会严厉反对特朗普加征关税。支持特朗普上台的选民主要是过去在全球贸易、产业分工中受损的人。特朗普加征关税是出于安抚国内民粹主义的需要，但在党内得不到支持，最终结果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持续时间不会很长。

2. 中美贸易问题只是中美关系的冰山一角。长期更大的影响在于，过去两三年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制派、精英阶层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远远超过国内的预期。这从美国参众两院所有议员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 可以窥见。未来中国可能面临西方世界的整体对抗。

3.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对中国加征关税，国内关注不够的是美国接下来更大范围内要对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进行限制，主要针对高科技投资。未来中国企业在美国或者欧洲购买技术甚至可能会被认定违法。中国企业的海外商业交流、华裔科学家归国等都会受到限制。

4. 中美两国自上世纪70年代~ 80年代建立起来的信任，在过去两三年被消耗殆尽。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媒体上宣称15 年超越美国，制造业取代美国等高调言论，对美国精英阶层刺激较大；第二，中国在南海的人工岛和军事化设施等问题上，被美国精英阶层认为是no credit（没有信用），加之美国东南亚的盟友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在美国极力游说；第三，意识形态冲突加剧。

5. 美国谨慎欢迎中国的开放措施。由于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和精英对中国的信任降到历史低点，关键看中国能否将承诺尽快实实在在落地。美国对中国的诉求，不仅是开放，而是开放后能否完善制度，西方企业能否在中国国内开展公平竞争。这些制度设计包括市场准入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等。

6. 中兴是个案，美国并不是要搞垮中兴，这样对美国也无益。在时间节点上，大家很难不把中兴事件和中美贸易摩擦放在一起看。但事实就是中兴犯错在先，不改在后，跟贸易摩擦没有直接关系。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依靠的是内保外贷，银行系统是支撑中国企业在海外大规模投资、并购的关键渠道，未来西方国家遏制中国企业的行为可能会从银行体系入手。

7. 由于两党目前把精力放在通俄门的斗争上，特朗普的权力短时间内未能得到有效制约。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特朗普都会不断挑起中美贸易争端来提高支持率。目前，美国国会对特朗普已经极不信任，正在通过相关法案制约其在外交军事上的权力。

特朗普用人的唯一标准是忠诚。除了极右势力，美国精英阶层整体不愿意与特朗普同流合污，美国国务院到目前为止三分之一的职位是空缺的。目前民主党认为中期选举有65%的胜算。众议院关乎税负、弹劾等关键问题的提出，一旦中期选举民主党在众议院占据优势，特朗普将会受到极大掣肘。

8. 美国军方实际上在北朝和中东问题上都发挥了比较积极的作用，制止了特朗普将事态恶化。美国传统政治家和军方比较清楚知道中东、北朝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中美关系的底线是台湾问题。但来自台湾的政治献金是特朗普选举时期为数不多的支持，他在上台后积极回馈台湾。

9. 中美高层目前的沟通不顺畅，中国通过财长Mnunchinin（姆努钦）的这条线是比较弱的，他处于特朗普内阁的边缘，话语权较小。

10. 特朗普是资本主义与全球化自我修正下的产物。在全球化资本流动中，美国资本获利，而美国产业工人成为loser，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奥巴马当政时期的民主党严重脱离群众，追求人生而平等的政治正确，关注同性恋、少数族裔等边缘人群，忽视了对中部红色地带工人的改善。欧洲的分裂也在加剧，但由于其外向经济体的特征，欧洲并不反对自由贸易，其分裂在于债务问题和难民问题。

11. 对中国的建议：保持低调，少说多做；将开放承诺尽快真实落地；收缩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很多投资未来有可能遭受损失，应该将重心更多放在目前势力和权力处于真空的中东欧地区。

清华对话会宗旨，在于让这些有影响力的西方思想领袖，更多地获得平时在西方其他渠道无法获得的正确信息，从而让世界更好、更正确的理解中国。因此，在对话中，有意让中方嘉宾多回答，而外方嘉宾则多理解和传播。

谈金融市场开放

中：中国特别需要金融的开放，为什么？一方面就是中国有很多的储蓄，但是我们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能力还比较差，没有办法把这些储蓄很好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所以应该引进更多的、更有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比如投资者。把中国的储蓄更好地配置到实体经济当中去，这是我们最缺的。另外，我们因为储蓄多，有一部分储蓄还要进到国外去，这个也需要更好的金融机构引入，所以中国是特别需要金融开放的一个国家。

中：比如券商，就是投资银行，狭义讲券商。中国券商能不能直接面对高盛竞争？如果高盛百分之百进来，没有任何股比限制，有没有问题？

中：中国国内没有问题，中国证券市场非常庞大，有不同层次的业务。高盛来了以后，不至于会把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业务一下子全拿走，拿不走的。当然有些高端的跨境并购方面，可能高盛会多拿一点，没有问题。这方面的业务增长很快，高盛做了一些业务以后，就有示范作用，国内的券商马上可以学会。

美：但是我就追问一个自由化问题。金融服务先开放，然后再是资本市场开放，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现在看大概时间表是什么？资本市场大概什么时候开放？会不会是2025年这个时间节点，到2025年是否可以预期中国资本市场会开放，或者比较有效的开放了？

中：我在这个系统当中工作时间很长，我可以给你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在中国，时间不是靠时间节点来决定的，要是仅仅按照时间点去追求时间点，往往到了那个时间点未必能做得成。因为目标的时间点设置背后有很多变量，我们方向是坚定的，知道做哪些。我们要正确、坚定的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不会去设一个时间点。

美：这是不是取决于你们的信心？可以这样解读吗？当你觉得有足够信心了，可以完全开放资本市场了。

中：是的。

谈国有企业

中：别人老说中化是国家补贴的，非常坦率地讲，中化国家给你补贴了吗？还是你反过来给国家交了很多税和利呢？

中：补贴肯定没有，这是非常肯定地讲。这是一个媒体，学术届的一个长期误解，我相信对于国有企业的补贴全部都没有，不光中化。

对国有企业所谓补贴，国有企业做风电了，风电本身有补贴，中粮做燃料乙醇，谁做都有补贴。这是产业政策，不是国企政策。三个企业完全市场化企业，华润傅总在这，华润所有产业没有一个是以前有的，不存在这个产业。华润哪有电力、地产、制药，全是他们自己做起来，中化本身也是这样。国企本身的这种性质和国企本身的竞争性，被误读了。

美：西方世界有一个比较大的争论，中国是不是一个市场经济。这是非常有直接关系的问题。其中有一条观点是国有企业，他们在中国经济中有非常巨大的份量，他们有一些特权，能够获得一些优惠照顾。比如银行体系照顾他们，其他情况下他们没有破产之忧，如果完全做成自主性企业，这是不一样的。

中：这一点确实是很多人的想法。我在国企干了30年，听了很多次这样的想法，我还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银行家主动找我，借给我钱，没有任何前提条件。

为什么国有企业可以简单地借到钱，和小型企业相比，我们借钱更容易，因为我们能还。因为我们信用好，因为我们没有坏账，没有欺诈，因为我们能够有这种资产。花旗银行包括外国银行也会愿意给我们借钱，我们还本付息。我们的信用更好，我们的信用评评级更高，所以我觉得刚才那种说法，国企可以简单不破产来拿到银行的钱，这种说法不对。这不是和高负债率、流动性问题有关，这样的解读不对。我们看到国有企业的评分，有A级，有B级，有人付息按照6%，有的企业按照3%来付。

中：实际上也有国企的破产，比如东北特钢，这是一个国企，最近破产了。

中：用国有企业判断是不是市场经济是错误的。二战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法国国有企业的比例肯定比中国现在国有企业占整个经济比例要高。包括撒切尔不私有化之前的英国、包括新加坡、包括日本。日本前几年还把几个液晶产业放到一起，那是国有企业，没有国有企业，液晶产业就垮掉了。所以用这个判断是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是错误的。

美：这个话题有两个角度，第一是看技术上，谁的观点在技术上更加正确。另外，就是一种观念和解读的角度。

我们当然不能够忘记我们的角度，因为我自己曾经在美国工作过三年，然后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过。你也知道特朗普在学术界、知识界非常不受待见，没有人喜欢他，至少我们这一群人当中，他是根本不吃香的。但是非常有趣的，当他宣布针对中国这些贸易举措的时候，我很吃惊地看到底下的这些人是支持他的，即便是在那些建制派当中，也是有人支持他的。

在某些角度上，内瓦罗不见得是特别极端的人，但是他也会说，有这样一种观念，美国人会觉得中国人没有公平竞争，胜之不武的感觉。比如您刚才也提到了借钱，或者公平竞争等等。

美：但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点，必须要处理人们观念上的问题，光靠技术分析没有用，要了解表面之下的政治暗流涌动。

谈投资设限

中：中国两万家VC，美国多少家？

中：美国大概几千家。中国的数量比美国多，但总的钱数没有美国多，全世界第二。投资VC的基本上都是自己的钱，而且VC只关注于高成长、有创新性的小企业，为什么这些投资人，其中大量是美国的高校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全在里面。而且很多美国基金会，为什么他们关注中国这个地方？为什么中国地方有创新？他们都是自己的钱，这是非常大的原因。大家讲了中国创新的原因，包括中国拷贝美国一些技术，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国的创新能被投资人长期关注吗？

我们做风投只关注两点，第一个有没有市场，中国市场潜力很大，第二个是光有市场不行，这些企业家怎么样，这个人是不有都创新性的人，能不能做出世界上最好、最新的产品技术，能够卖得出去。这个是中国今天的一个巨大的做风险投资看重的一点。

中：举一个例子，你投的项目，最成功的是什么？

中：现在发展非常火，跟中美贸易相关的，叫VIPKID。这是一个在线上通过视频来教英文的，老师都是北美的老师，尤其是一些美国中西部小学教师，来教中国的小孩学英文。小孩大概是4岁~12岁之间。我们2015年9月份投的，当时700学生，大概几十个老师，今天50万个学生，5万老师，5万个老师全在北美，基本上是美国的，加拿大也有一点。

中：5万个家庭在美国，给中国孩子教英文。

中：现在开始做教美国人中文，这个东西发展非常快。这个企业家就是代表了中国一代企业家，为什么我们投，这真的是中国企业家的素质导致了全世界风投感兴趣。中国人宁做鸡头不做凤尾，都想自己做企业，都想致富。

中：这一点跟当年日本不太一样。

中：因为我在美国，在硅谷做创业，做投资，也做了十几年，所以我很清楚中美差别。中国人更想致富，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他们致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工作。

大量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间，基本上所有的创新企业不能说白+黑、五加二，但是都是非常辛苦。到晚上十二点去VIPKID看，还有不少员工在。当然他们早上上班晚一点，十点上班，晚上十二点还有很多人在，跟中美时差有关系。他们从企业老板到员工很辛苦，不光辛苦，这些人非常聪明，也很爱学习。

中国今天去任何企业投资大会就会发现，开会的四五千人，电视上放的都是创业培训项目，甚至到按摩的地方，都能知道风投是谁，企业家是谁，全民在学习怎么用自己的聪明勤奋致富。这是中国人的品德。

中：美国VC在加州都是很低调，不出名的，中国的VC都是明星。像他这样，他上电视，坐飞机要被人围着的，中国创业氛围比日本好。

中：创业氛围非常好。还有美国不具有中国所具有的，过去5年发展非常快的，中国政府支持创业上非常高效，不能说每个策略都是对的，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是很粗糙的，但是不断地快速迭代。今天出来新一个东西发现不好，再改。

别说别的，资本市场证监会过去改了多少，对于我们都是很利好的事。对于投资人来说，有的东西出来没有深思熟虑，迅速改变，而且听取意见，到各个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谈，地方政府官员都像商人、企业家一样，非常懂得这个市场。效率很高，马上谈成。当然企业家效率也很高，中国为什么快速发展，人的因素是非常巨大的因素。

美：我完全赞同中国充满了能量、勤奋，整个氛围特别好，确实带来了很多创新。但是我要说的是，在美国也是有很多能量、很多创新能力，有很多热情，我们是一样的。亚马逊、微软、苹果，你们这边是腾讯、阿里巴巴。但是腾讯和阿里巴巴，他们可以在硅谷开自己的云服务公司，亚马逊、微软没有办法在中国珠江三角洲开自己的云计算中心。

中：我从投资的角度来讲，这是属于系统问题，我们也投到美国、中国。我看中国的机会，并不是所有机会，美国很多机会，能投到美国，不能投到中国。都有，双方都存在，您刚才讲的是一个方面。有些我可以发现在中国好像美国进不来，但是也有的方面中国进不到美国的，这些因素都有存在。你刚才举的例子恰好是那个方面因素，我作为投资人只能找实际上一些可以发展的机会去做。

中：我也谈一个个人的体会，跟您刚才讲的这点有关，跟投资有关。华润有一个三十年之久的半导体业务，两年前，我们想去买美国一家半导体企业，我跟他们的董事会管理层都谈得很好，我可以帮他们引入到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选择他的原因，因为我对政治没有那么多的敏感性，然后投行找我说，这是选举年，不可能完成这笔交易的。所以董事长告诉我说，我们喜欢你的团队，喜欢中国的市场，但是美国的监管绝对不会允许我们卖给你的。一样的例子。

谈贸易战后暗流

美：刚才讲到中美这个词，可能中美真的是“异国两制”。我们两国之间利益相互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政体不同，我们的理念不同，同时我们发展阶段也不同，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还是很好地去来管理我们的不同。比如说中国对于企业的发展，资本的使用，政府的补贴支持，以及怎么来做竞争管理有不同的一套规则，中国还是停留在做低附加值的产品，不是做微电子，做芯片，这样一个差异，我们是可以容忍的。服务在这边繁荣的话，我们商业企业希望进入，因为我们在这一块看到很多商业机会。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机在于中国在推进2025的议程，中国的一个发展也是在做一些，不再是T恤或者做电池、光伏，我们也在看中国发展AI、电动车、高科技的一些产品，我们觉得这会让我们的经济受到威胁，这才是我们讨论有问题的一个点。“异国两制”，两个国家在过去30年里，能够相互容忍，我觉得未来也是可以的，但是目前的时点上，可能不仅仅只是一个贸易战的顾虑。

美：现在我们所处的不仅有政治层面，还有文化层面的一些不同。为什么我来参加对话？我觉得对话的目的和想法是在双方之间这样一种不同，找到共同的话语。在目前的时间点上，贸易战岌岌可危，我们可能需要两个国家、两个文化去找到一种方法，去来化解这样一种压力。当然，一定有一个人，不一定会把这个筹码放在我们的总统身上，总会有一个人能够让我们的双方，引导双方采取一些化解威力的步骤。

中：这个问题很好，我们已经有很多表示了，金融行业有更全面的而且时间表做开放，汽车制造这一年已经完全做出开放，这已经是示好的心态，计算高科技领域还是有谈判空间，双方需要了解对方的意图，需要坐下来好好谈谈，我们可以从美国更多地进口，减少贸易逆差问题。在我个人拙见看来，最有效的能够给美国方面的一个保证，我们实际上是相信美国是可以自己克服他的问题的，信与不信，美国是有这个能力去管自己的问题的，尽管有一把手带来的这种秩序问题，我是相信的，因为美国已经多次克服了原来的问题，有一些可能在历史上是更大的问题，比如说内战，比如说垄断的问题，这是19世纪末的问题，还有大萧条，都走过来了，还有冷战。

现在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增长。但是收入分配差距可能有一些问题，不是不可能克服的，从中国扶贫，其他一些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工作。我个人比较乐观，中美关系还是比较看好的，我觉得能够走出目前有矛盾的一个时期，更好地理解对方，为互利合作做贡献。

中：刚才讲到贸易战背后的一些考虑，只让中国生产T恤，让美国生产高科技，进行这种国际贸易的交易，这个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适的。中国现在走向高科技，华为等等这些也好，恰恰就是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的一种结果，并不是政府命令让他去干这个事，他不能劳动力成本上升了，这是一个经济规律，必须更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京东方，原来是一个很古老的国有企业，最后自己选择走入到液晶显示领域，变成世界前几名之一。这恰恰是我们改革的成效，你们一方面让我们改革，企业这么走，你们说你们不能进入到这里面去，这是我的领地，这不行，因为全球化了，你能生产，为什么我不能生产，最后看竞争结果。

严格来说，我们在高科技领域，跟美国比差距大得多的，我们体量大一点，占了市场大的优势，阿里巴巴、腾讯这些企业进步很快，我个人认为，这是我的体会，并不是贬低这些企业，它最主要占据了市场体量大，并不在于核心技术水平高。

美：因为欧洲其实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跟欧洲没有矛盾，没有问题，每十年都会有新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对前进道路做法有异议，到底企业自主行为还是政府在背后呢？

美：中国的制度体制和我们不一样，他运行起来效果比我们的制度更好，这一点很关键，这是不公平的，要做点什么事情去改变。它比我们表现的好，因为它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改正它，我不置评，我不说对错，但是至少有人这么觉得的。

刚才从很高的层级提出了美国体制与中国体制进行竞争的能力，他提出质疑，我不想说他说的对还是不对，我不想分析他是否对错。我只想告诉你们，美国就是这么想的，也许他在每个细节上都是错的，如果去细究可能每一点都是错的，但是它是事实，现实摆在这，中国怎么回应，我也不想很悲观、很消极，但是有一点，我们在这坐着，需要大量的工作介绍，把你们的制度去神秘化，这方面你们做得不好，不管说到什么市场经济等等，这些都不说。你们其实在这个方面做得不好，我可能因为做研究，我知道会了解的比较多，但是你们在介绍自己、说服别人方面做得非常不好。所以你们会听到在现实当中有这么多的一轮一轮的质疑和怀疑的声音，可能是关于民粹问题，我也不想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美国的政治体制，我只是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你要捍卫你的核心利益，很明确，说的很清楚了，我们都知道，我们明白你们的核心利益是什么。你们很聪明，很能干，有的时候很强硬。但是能不能有一种利好的方式，让美国人能够更好地接受呢？特朗普是用一种非常强硬的方式在放大性地宣传美国的一些想法。所以你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你要讲的很具体来劝说。楼继伟就说过一些很好的言论，在技术上，中国做不到美国要求中国做的每个具体细节。

美：对于我们刚才做的讨论，我的一个反应是，可能缺失了一点很重要的，这就是这种对抗的原因是什么。特朗普总统可能是加快了这样一个对抗，之前就有。

我们在危机之前，中国GDP水平已经跟美国大致相当，根据世行的评估，2030年左右基本上达到按照平价比一样的体量。中国之前有这样一个追赶的心态，这个是现在不同了，还有哪些不同呢？中美两国，现在这两个合作伙伴，婚姻的两方越来越像了，包括在居民消费等等各个方面，还有在技术的一个能力方面，跟十年前相比更相近了，没有人会想到中国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现在会跟硅谷的这些大企业匹敌。但是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意外或者大家没有提到的一点，中国可能可以去化解金融危机。但是经济增长的放缓不一定能够去避免，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在改变。我们的人口结构非常像日本90年代一样，一定带来的是增长放缓，我们可能在10年、20年的时间段里，会过度乐观地估计中国增长量，然后我们这种长期的停滞发展也会慢慢实现，中国人口老龄化、工资上涨，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长放缓。

这样一个条件下，美国不管有意还是自发的，一定会来扰乱追赶者，一定对中国跻身于一流国家会有一定的抑制效果。总统当选之后，经济顾问马上有这种论调，贸易战就是有一个去抑制中国爬到顶部这样一个意味。这种趋势一定会有的。因为就像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原来学生现在要爬到老师头上来。

自由贸易肯定合理，所以这种反自由贸易没有道理。但是如果看地缘政治的话，又是非常合理的。中国当时在和平里做建设，做了追赶，可能美国只有最后的一个机会来给中国制造一点困难。我们之前讨论的有些话题可能稍微有一些跑题，刚才讲到的一些改革，美国肯定是希望有这样的一些妥协的，但是未必就是他所要所想的。

中：你讲到中国可能会去稍微扰乱一下中国抬头，但是没有办法阻止。我们增长会放缓，但是放缓增长是可持续的，我不觉得美国会长时期一直很有战略出击，因为不是日本，在你的国家里有自己的一些诉求，中国对于美国的很多利益方来讲是非常有利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利益放大，去得到更多美国这些利益团体的支持，这样的话美国的一些战略可能没有办法去完全协调地铺开。

美：班农不代表美国，不是常态，是意外。我们不觉得是恐惧中国。中国一定会增长、一定会追赶，我们会把它认为是合理的。班农不代表美国，如果中国这么解读，而且做出这样这样一种应对，一定是错误误判。

谈中美应对

中：现在是这么一个问题。现在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美国变得越来越小气，变得越来越猜疑，变得越来越敏感，变得越来越不那么好打交道。多年前我在美国工作，那个时候美国很自信，跟一个自信的美国打交道相对容易，跟不那么自信、小气的美国打交道很难。

说一个观点，讲到今天的贸易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我认为不光是一个特朗普问题。换句话讲，没有特朗普，恐怕今天的这样一个冲突以其他方式会表现出来，有一种必然性。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就是60%的困境。

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碰到两个国家曾经要挑战、赶超美国。第一，是当时的苏联，他在上世纪70年代末，GDP最高峰超过美国GDP占比的60%。第二，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日本GDP当时超过了60%多，将近70%。苏联意识形态跟美国不一样，肯定要打压、遏制。但是日本是西方的一员，也是美国盟友，但是美国同样手下不留情。中国去年的GDP82万亿，换算成美元，中国12万亿，美国19万亿，中国已经超过60%，所以我认为中美这样一种冲突，或者这种较量有必然性的。所以这场贸易战，实际上超越了贸易本身。

中：一方面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没有把中国的事情讲清楚，或者不擅长讲中国故事。我们做得好，讲得不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特别担心中国讲清楚了世界更害怕。有的美国朋友讲，看了十九大报告以后胆战心惊、夜不能寐。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配标配，就是美国。你（中国）怎么也要成为这样一种国家。

这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现在对自身很多问题暂时找不到一个很好解决办法。他认为美国很失败，没有改变中国。出发点在改变中国。现在觉得没有改变，对中国无效，认为是失败。恰恰这是美国朋友的问题。为什么改变中国，中国就是中国，没有人可以改变中国，中国只有自己可以改变。我们40年前做的事情，中国改革开放改革，我们改变了自己，影响了世界。所以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改变自己。但是如果把美国政策定位为一定要改变中国，肯定是一种失败的。

中：我不觉得现在或者未来有国家能够去打压中国，因为太晚，不太可能。中国现在能够自主做决策来实现中国梦，但是美国人能做的也是为中国未来的道路设一些路障，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挑战所在。我不觉得美国人能够来打压、抑制中国，因为现在中国的对外关系，跟原来美国、日本、苏联对外关系很不同。这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当然我们也不会去挑战美国霸权，或者老大地位，我们有时候这么讲，美国人会说，你确定吗？

这一块有一块信任缺失。中国肯定会崛起的，我的观点是每个人都可以讲美国衰退，但是中国人不应该讲。美国人都会讲，欧洲人会讲，日韩人也会讲，美国这样一个衰退，但是中国人没有讲。我们去引用美国人讲的这个美国衰退的理论都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会带来一个非常干扰的误解信息，美国非常关注中国对美国的看法，通过这种看法打造自己的一些对外关系的政策。所以对于这样一种中美关系的把握需要非常仔细、谨慎。

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把中美关系做得比较稳妥。因为这对中、对美来讲，都是非常独特的关系。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挑战，中国历史上马上要跻身到老大哥位置，我们在两国关系的维系，以及确保我们有一个软着陆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美方对于中方的意图、未来的演进可能会有一些质疑，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在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守成大国讲，我想跟你示好，做一个互相信任、不对抗的关系，这不是容易的事情。当然现在也有多极化一些趋势，不管多极化怎么演进，美国还是非常独特，还是独占一位，没有人能给美方提出挑战。

美：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威胁。威胁是来自气候变化，还有很多的一些国家，还在一战、二战之后，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

在二战之后50年，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国家是瓦解了，这样一个过程现在又在抬头。这个国家不再是东西两个半球。中美是世界格局代表，我们有更多难民和新型国家，二战之后战争和难民数量达到新高，新生威胁会给美国带来挑战。如果我们不想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合作，整个世界没有办法做到平衡，这样一种失序，会感染整个系统。

美：刚才我讲班农，不是想认同班农的观点。我想请中国的朋友去想想美国政府怎么看贸易战的。

美国这一届政府立场还是非常分立的，所以他们5月3日派代表团来谈判。他们的观点可能很不一样，这样一种碎片化分立立场，可能会有一些难度。这样一个对抗可能会是比较短期、暂时的。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要想，下一步怎么办呢？

在看到一系列的全球挑战方面，我们看到了核扩散还有网络安全、移民等等一些挑战。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利益共同点，可以来着眼。所以中美关系不能只是单纯做双边去考量，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两个成员，我们能不能在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上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朝鲜的危机，实际上特朗普政府比上一届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更好。所以，可以给了我一点点希望。如果中国再去配合的话，可以把这个情况解决掉。所以从当中我可以来推论，如果中美之间能够去合作，当然俄罗斯也有这样一个意图。所以这个如果能够成功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范式。必须承认，基辛格思维影响了我一些看法，他的一些想法指引了我们未来一些关系的处理。比如说去避免大国之间的冲突，我觉得对于21世纪来讲，适用性非常强。全球看来，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两个大国是在崛起。

国际秩序机制必须不能垮。比如世界贸易组织，在贸易这一端，还有欧盟的机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一个担心，作为欧洲人必须这么讲，美国可能会愿意去让WTO跨掉。至少政府里有一些人这么想的。这一点必须要千方百计避免，因为两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必须基于秩序。比如联合国在外交、战略方面这样一些机制必须长存，所以需要在特朗普政府里这一任里维系他们。

美：2035年中国体量可以跟美国大致相当，中国看起来不一样，你们的角度不一样，你们强调非常清楚，就是有不同之处。你们也有很大问题，而且长期存在。

我们如何来管控，事情很复杂，如何管控？在这里要提出重要的一点，中国会有非常重要的同盟，就是很重要的有份量的同盟。如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对于现在已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某种承诺，将会得到更有份量的同盟。中国被认为嘴上支持什么，真的让人心里认同中国确实支持这样的制度，不仅仅在联合国，还有在很多其他的这种论坛上，我知道中国在世界，包括对欧盟方面有很大的影响力，要让人们真心的认为，中国是现有制度的支持者。

我认为美国这边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这样一种强烈的观点，就是世界上有很多人，不管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他们可以能够很好地适应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能够证明自己是能够接受现在世界这种所谓常态，至于特朗普怎么着，以后怎么做，我没有想法，他太多变了。特朗普政府在贸易上要挑战中国，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用在钢铁和铝的问题挤兑欧洲、日本等盟友，这种做法让美国政府的立场非常自相矛盾，所以不可能成功。

在参与这场对话后，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发评述：

你也许会认为美中两国举行高层贸易谈判以避免贸易战，这是属于商业版面的故事。再想一想。此事会进入历史书籍。

在北京同中国、美国、欧洲的政府官员及商界领袖举行的五天会谈让我清楚明白，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这不只是一个头版商业新闻故事。美中关系史全新篇章的第一页正被写下。它如何被书写，又会如何结束，将塑造两国领导人的政治遗产，并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个主要经济体。（文章来源：山石观市微信号；作者：曹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