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8月底，笔者所在机构在多方支持下，牵头协调了对美国政界、智库、媒体与商界做了一次大范围调研与对话，美方的代表性强、政治光谱全，所谈内容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的中美关系现况。
笔者除完成必要的内部工作报告、遵守此前双方约定的“闭门会谈”（off the record）原则之外，至少还有十点感悟，觉得有必要、有责任与公众分享。
一、中美关系得了“交流饥渴症”
本次中美智库系列对话的筹备时间非常短。8月初，筹备正式启动，但在邀请过程中，国内多位资深官员与知名学者都欣然应诺，20多天内便克服多重困难，最终高效成行。
8月是美国精英层的“休假季”，但笔者与三家美国顶级智库亚洲协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联络时，对方都很快回复愿意承办，且本机构负责人均出席，还邀请了包括前防长、多位前副国务卿、前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在内的十多位“部级”领导与数十位著名智库学者。
不仅如此，短短数日内，均已八、九十岁高龄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奥尔布赖特、AIG集团前董事长格林伯格等三位“泰斗”级人物以及黑石集团董事长苏世民等多位美国政界、商界领袖都会见了中方代表。
这样的“约见效率”远超预期，充分折射了目前两国精英对彼此紧张局势的重视与关切。
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来，民粹主义高潮迭起，两国社会交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此时精英的作用显得尤其重要。在约20场会谈、五天在美行程中，笔者多次听到两国精英的呼吁，越是两国关系困难，越是要开展各个层面的民间交流。
过去常讲，“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经贸“压舱石”出了问题，民间交流的“稳定锚”更显得迫切。想当年，民间交流在困难时期为中美建交发挥关键作用，现在，两国关系“遇冷”，各类民间社团协会对美交流、两国友好省州与城市之间的往来，更是应迎难而上。近期，美国加州通过决议案，呼吁总统和国会支持加强中美经济关系，更是说明州县等地方社会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二、需要释放资深官员“公共外交生产力”
此次中方代表团中多位资深人士均有不少当年工作时的美国旧识。大家采取“总-分-总”的形式，在大范围座谈外，又小范围地拜访了一些美国精英。双方一见面，嘘寒问暖，回忆往昔，气氛融洽，纷纷感慨中美两国走到今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
令人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中方代表团部分人士拜访基辛格，95岁老人家早早就在办公室等候。笔者与他握手时说：“这是我第五次见您了”。他脱口而出：“上次咱不是一起吃晚饭吗？”那是两年前的事情了，但他却能清晰记着。他还聊起多年来与中方团里多位成员打交道的许多往事，分享40年来与华打交道的心得、对特朗普的真切看法。
与其说那是两国资深人士的双边座谈，不如说是老友叙旧、相互倾听。而这种满怀友谊的大国精英互动，恰恰是两国长期平稳发展的根基，也是两国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
从公共外交的角度看，资深官员尤其是外事系统退休老领导是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他们阅历深，交友广，外语好，很容易通过旧识产生良好的交流效果，日后应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力。事实上，在美国，大量在国安会、国务院、商务部、财政部前高官转为从事公共外交的智库人士，这种强大的“公共外交生产力”同样是美国软实力、对外传播力的重要源泉。
三、应对特朗普不确定性，应是中美两国社会共识
在五天的访问过程中，笔者与代表团人士约见了左、中、右的美国精英，其中不乏特朗普任总统前的老友。一个普遍感觉是，大家对特朗普执政风格很迷惘。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与所有前任都不同。他不是依靠组织、机构来运营，而是更多地依靠他自己以及亲信、小圈子。他喜欢交易，却不喜欢通过制度。”一位美方人士坦承。
虽然目前近两年来美国的经济增长状况不错，但人们仍担心未来的变数。可见，如何应对特朗普执政下的不确定性，应是中美两国精英的共识。换而言之，在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下，特朗普代表着一种不可知的冲击力，令很多美国人反感。
对此，中方应更多地“借力打力”，不要老是讲中美矛盾分歧，而要更多地扩大中美共同利益。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让两国社会与经济体系更深地粘合在一起。
只有反其道而行，特朗普执政集团内的一些人想把中美两国变成两个孤立、隔绝的体系，进而将中国定位为“第二个苏联”，通过打击遏制中国来凝聚美国社会的政治企图才不能得逞。
四、最坏的中美情况可能将发生
“时间不多了”、“30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最悲观、最消极的时刻”、“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在美国的五天交流中，几乎每场活动都能听到类似声音。
的确，与此前诸多舆论的判断一致，目前中美关系可能正在遇到两国建交以来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的寒流，远甚于1989年美国对华制裁、1999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美方认为，后者仅是聚焦在个别领域、个别事件，现在则是全方面、全社会的对华不满、质疑、批判甚至否认。
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进行建交40年来最颠覆的反思，源于中美实力正出现本质性的消长。特朗普执政可能有些“偶然”，但特朗普式强硬对华政策却是“必然”。
“美国将弱不弱、中国欲强未强”的关键节点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贸易关税进一步加征，南海、人权、朝核、台湾、新疆、互联网、金融、安全、高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中美冲突，极可能会出现集体爆炸，稍有处理不慎，便会导致两国全面对抗，建交40年基业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性并非是零，全面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也并非为零。
美国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强国际变量，对中国社会及各层组织、机构、企业而言，怀有最好的预期，做足最坏的打算，准备最全的预案，恐怕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五、需要让世界真正“听进”中国的声音
一位美国“中国通”问笔者，“你们听到（listen）我们说话，但听进（hear）去了吗？”这个问题同样也启发了笔者关于中国对美传播的思考。
这些年，中国对外传播的投入越来越大，声音也越来越强，对于美国人而言，他们能听到，但却听不进去或听错了。这背后有许多原因，有的是源于美方长期偏见、美国媒体误导、美国意识形态的桎梏，有的则源于中方本身的翻译偏差与词汇组合的思维方式差异。
翻译引发的中美误解，令人震惊。
中国近年来常说要“引领全球治理”，被普遍翻译成了“领导全球治理”；
“中国模式”的惯译隐含更多放之四海而皆准、替代美国模式的含义；
“科学发展”惯译中“反宗教的发展”之意。
这些误译徒增了美国社会的焦虑与紧张。
2017年，十九大报告的英译本同步推出，反映了中央已意识到这个重大问题。但对外传播能力仍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在媒体报道上，对外传播往往是最薄弱的环节；在出国交流上，限制仍是相当大；在外国媒体上发文，往往得不到足够激励；善于外语表达的学者力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更糟糕的是，这次接触的许多美国学者都表达了被中国欺骗了40年的感觉。其中还提到，中国与美国交流缺乏真诚，改革开放已结束，不再需要美国等等。事实上，对于美国，中国仍然需要释放更多清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信号与行动，避免更多不必要的误判。
总之，近年来，对外传播的局面改变很大，但倘若更精细化、更精准化、更弹性地让美国人真正“听进”中国声音，中美紧张局面可能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六、要站在一百年以来的中美关系着想现在
“你们老说，从北京、上海市中心开车1个小时之外的农村非常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你们知道吗？从纽约、芝加哥开车1小时之外、在缅因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也到处都有很穷的地方。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一位美国前政要在某场对话上这样质问中方代表。
尽管中方有理有据地回应，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不只源于经济阶段，还在自我定位、观念水平、治理能力等等，但在美方看来，中国变了，正在成为真正的全球强国；而美国也变了，种族构成、经济水平甚至政治制度等等，与华盛顿建国时的美国不一样了
由此看，中美之间需要更多地立足于长远重新进行相互认知。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逻辑，仍基于上世纪中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一书；中国对美国的认知逻辑，仍限于帝国霸权的基本框架。
两百年前，法国人托克维尔为认知刚刚建国的美国，游历美国各州，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人本尼迪克特为认知二战后的日本，历时数年，写下了《菊与刀》。当下的中国思想界，是否应有一头扎进美国社会写下新时代下的美国名篇，这是相当值得期待的事情！
诚如此次交流中，一位美国前副国务卿所说，“现阶段世界正在经历一个尚未完全成为事实的调整期”，这恰恰呼应了近年来习总书记所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提法。大变局时代，思想者大有可为。
七、不怕中美吵架，就怕彼此不真诚
在与“全球智库排名第一”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对话场次，笔者可能是双方受邀对话学者中年龄最小的。面对两国智库“前辈”，或许也是个别美方观点过于挑衅，我的数次发言显得“很冲”，被现场调侃为对美方“Fight Back（拳击回击）”。
令人意外的是，布鲁金斯学会会长约翰·艾伦在总结时对笔者大加赞赏，自认受益很多。在受邀晚宴道别时，这位前海军四星上将专门把笔者拉到一边交流，还承诺下次专程要回访人民大学。
事实上，这些年，笔者在数十个国家讲学，出访美国数十次，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是，中国人过于含蓄、话只说一半的行事传统，并无助于更好的国际交流，反而会让人产生中国人难以打交道、不透明的认识。
诚如约翰·艾伦在对话会上所说，“我在海军服役40多年，深知防止冲突对中美的重要性。此时，明确的战略意图表达，是防止误解恶化，防止眼下经济领域的紧张会传导到政治领域紧张的关键路径。”对于学者、媒体而言，对外交流尤其是在如此紧张时刻的中美关系背景下，真诚的交流，哪怕有分歧、有争吵，都肯定比虚伪的搪塞与辩护要好得多。
八、中国加快改革需要“美国诤友”
歧视性的金融贷款、工业补贴、经济下行、互联网管制、债务过高、贸易严重失衡、高科技强制转让、人权下滑、军事秀肌肉、挺进美国后院……如同笔者过去十年无数次与美方交流一样，美方对中国的批判、挑剔、指责仍是一贯的，不同的只是谁说和重点说什么。
笔者曾与俄罗斯、伊朗、土耳其、印度甚至韩国、日本的智库同行交流，发现美国智库界对他们国家通常也是这样，有的态度比对中国更恶劣，鲜有一团和气。
这相当大程度上折射了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百年傲慢，同时也反映了智库本应有的“伐谋”功能。冷静下来看，中国舆论大可不必“逢美必驳”。有一些驳斥当然是必要的，但许多时候，你永远没法叫醒装睡的人。如果中国人更自信一些，美国的某些批判反而会像“诤友”那样，反向提醒中国不断深化改革的重要性。
事实上，20世纪以来，美国持续崛起并保持近百年的全球霸权，很少在乎国际上的舆论批判。相反，美国在世界上被批判的频率与深度是最严重的。但美国的自我调节与纠错有自己的节奏，调整的尺度源于国内，而非国外。由此看，中国改革节奏切不可被美国发动的贸易摩擦所打乱，“你打你的，我改我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当前，中国大可更从容。
九、中国不妨掀起第三次“学习美国”潮
今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十周年。过去十年，笔者参加过许多轮中美各个领域的对话。这次对话还有一个深刻印象是，美国的信心正在恢复。这与当年恳求中国“同舟共济”完全不同。
的确如此，过去十年，学术界最流行对世界变局的看法是，美国在衰落。实际情况是2008年到2017年，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一直稳定在23％-25%之间，尤其是近五年来，美国经济份额稳步上升，已恢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世界地位。
中美之间的综合实力正在接近，但尚存较大差距。未来的美国会长期保持着“平顶山”之态，中国舆论要有认识“美国衰落论”复杂性，中国舆论对美国的实力变化不能太一厢情愿、更不能太简单化。
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仍要学习对手的优点。20世纪初，中国曾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基本的现代政治理念与制度框架许多都可追溯到美国；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学习美国的经济制度，市场经济理念、金融资本运作、公司管理经验许多也是源于美国。
现在，中国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更应该向20世纪老牌大国美国学习国际博弈与强国战略的经验，这包括全球治理、对外传播、跨国投资、货币国际化、海外安全等等。当然，学习不等于全盘复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正是早在2014年习总书记讲过的“中国永远要做学习大国”之本意。
十、中国要有真正的崛起毅力
笔者曾写过一篇《中美贸易战是一堂生动的全民教育课》，提醒我们国际社会的残酷，更重要的是，也像清醒剂那样告诉中国要戒骄戒躁。这一次在美的深度交流更提醒我们这一点。
近年来，“中国第一论”开始在舆论上盛行。这是相当要不得的。虽然我国的一些发展理念、经验逐渐被其它国家接受，但改革开放四十年，仅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代表复兴之路已走到了终点。
美国对华贸易摩擦告诉我们，虽然美国目前还不敢用武力遏制中国，但仍企图以贸易等多种手段阻止中国的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崛起仍是一场漫长的持久战。诚如英国崛起花了近两个世纪，美国崛起用了100多年，中国不追求当世界老大，但崛起过程一样需要扎实的慢功夫、实功夫。有了改革开放40年成功，中国更需努力，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构建。在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越来越近的时刻，中国要更有信心、更有定力。
同时，中国还要深入研究国家崛起的持久性与复杂性。像《大国崛起》纪录片那样的故事还要有第二版。第二版要着重讲大国崛起的艰难，与一些崛起的失败教训，如苏联、日本、德国等。这就是要向全民说清，大国崛起的不易，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崛起都曾经付出了火与血的代价。
如美国崛起的150年，经历了南北内战、种族冲突与屠杀、总统暗杀、环境恶化、金融危机、世界大战、外敌入侵、恐怖袭击等等，让全民对国家崛起的艰难性要有充分的共识与内心预期。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登珠峰般的8000米稀薄地带”，也是高危地带。全民一定要戒骄戒躁，谨慎前行。（文章来源：观察者网；作者：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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