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观察】11月1日，决策层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中涉及“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部分，可谓言辞恳切，甚至有些“重炮攻城，火药味甚浓”之感，也彰显出决策层“决心改革”的强烈意愿，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近年来反复出现的“民企定位”问题？对此，有关专家指出：一直以来，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大顽疾。虽然“国进民退”不是唯一的历史潮流，但在当下，它具有必然性……
有关专家郭瑰琦指出：担忧“国进民退”浪潮的主流声音是有道理的，一直以来，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就是中国国民经济的一大顽疾。国有企业依靠政府提供的大量政治、经济资源，对于民营经济形成了极强的挤出效应，极大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占据大量资源的同时，国有企业往往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经营效率，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远远不及民营企业，事实上形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
以最为关键的信贷资源为例，国有企业凭借隐形的政府背书，获得了绝大部分信贷资源，大大提高了民营企业获得信贷的门槛和成本。根据财政部在2018年4月末公布的数据，国有企业截止至2018年3月末，负债总额高达106.6万亿元，占中国企业部门的负债总额的比例超过62%，而民营企业尽管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但却只占据了不足38%的负债，国有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高达65%，民营企业的整体资产负债率却不足52%。
与此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凭借有限的信贷资源，却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创造了60%以上的GDP，提供了超过70%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以及超过90%的新就业岗位。从如此巨大的效率差异不难看出，国有——民营经济的二元分化已经成了限制中国经济增速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人都相信，如果民营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尤其是信贷资源），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无疑将会有更加靓丽的成绩单。对于“国进民退”大潮的担忧和不满，很大程度上也源自于这种理论预期。
那么，导致国企和国有资本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究其根源，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过分强调国有资产的安全性，“保值增值”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所以，出于回避风险的考虑，国有企业的资金和资源的使用都过于保守，偏好成熟资产。绝大多数资源和资金都不能投向更具潜力的新经济部门，也不能投向那些代表未来经济发展方向的小企业。不可否认，强调国有资产的安全性尤其蕴藏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在降杠杆的大环境之下，这直接导致了绝大多数“新经济”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的M2数字如此惊人的情况下，为什么绝大多数企业却依然感觉流动性匮乏，长此以往必会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不利影响。
但事实总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果律，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获得绝大多数信贷资源，但早已脱离单纯的政府行政命令引流，而更多是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当下的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对来说已经很高，银行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并不是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意志可以完全左右的。国有企业往往规模大、资信佳，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是天然更值得青睐的客户，这是一个理性又自然的选择，并非源于行政命令的压迫，也并不可能因为一纸政令而轻易转向。
并且，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非营利性的社会职能，以非市场化的价格提供了很多必不可少的公共服务（比如通信和交通，试想一下如铁总是一家市场化的企业，那么经济落后地区是否可能有高铁？经济发达地区的高铁又该是什么价格？），并不能简单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其价值和经营效率。也不能简单以其当下的经营效率便武断地认为一切“国进民退”的现象都是巨大的历史倒退，都是不利于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
当然，这样的理由并不足以消解人们对于“国进民退”的担忧，我认为，真正理解“国进民退”这个命题，需要把它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去分析。
“国进民退”不是唯一的历史潮流，但在当下，它具有必然性
如果你对近四十年的中国历史还有印象，那么不难发现，自1978年以来，“国进民退”并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还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进国退”的大潮，大量优质或者不优质的国有企业被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私人，并且伴随着让很多中国人至今印象深刻的“下岗”运动，其剧烈、野蛮的程度比之于今天的“国进民退”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人对前不久金一文化（证券交易代码：002721）以1元钱的价格转让给国资感到震惊，但在那个时代，民营企业以类似的价格买走国有企业的例子却比比皆是。不夸张地说，那一波“民进国退”的大潮某种程度上最终促成了中国民营资本的原始级累的完成，绝大多数今天呼风唤雨的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或多或少都和那一波浪潮有关系（有心人可以详细回忆，此处限于篇幅，不做点名）。
那么，刨除不可捉摸的政策布局因素之外，那一次“民进国退”浪潮和当下的“国进民退”是否有什么关联？其背后又有什么规律？
在我看来，挥舞魔法棒在背后指挥一切的并不是某个政治家，而是两个字：杠杆。
事实上，世纪交接那几年的“民进国退”大潮是国有企业在过度信贷之后政府不得不“降杠杆”的结果。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的国有企业普遍负债累累，巨额的国企负债极大地恶化了银行系统的资产负债表。21世纪初，中国的银行业的不良率一度高达30%（2001年），而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当时银行业的不良率高达36%，一个在今天看起来让人瞠目结舌几乎无法相信的数字。如此巨额的不良债务，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国企造成的，资不抵债、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俯拾皆是，在这种环境下，变卖无力偿债的国有资产，对尚可以挽救的国企进行大规模重组、整合成了不可避免的选择。于是乎，下岗潮、变卖国有企业、成立四大资产经营公司承接银行不良债务等等政策陆续出台，本质上这都是国有企业降杠杆的过程。所以，今天的国企虽然风光，那是因为他们早就经历过了壮士断腕的痛苦。
不得不说，那一次“降杠杆”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中国的银行业得以轻装上阵，自那之后不良率日渐降低，市场化程度也不断提高，盈利能力以及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都日渐提高。经过整合之后的国有企业实力雄厚，逐渐都成为了各个细分领域的绝对龙头。而在那一波浪潮中以低价获得了大量国有资产的民营企业都在之后的十年里享受了天文数字般的资产增值，对于那个十年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民进国退”浪潮也造成了巨额的国有资产流失，并且急剧扩大了中国的贫富差距。
直到2008年，国有企业已经完全从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狼狈处境中缓解过来，其中佼佼者都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庞然大物。4万亿的推出，给了蛰伏多年的国有企业一剂前所未有的强心针，此后中国的货币发行速度不断加快，流动性越来越宽松，国有企业也开始了飞速加杠杆的过程，国有企业获得了远比民营企业更充裕的资金，与此同时，至今延续十年之久的“国进民退”浪潮也正式拉开了帷幕。
所以不难看出，“民进国退”和“国进民退”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其背后其实有明显的脉络规律可循：一旦国企开始降杠杆，则“民进国退”，一旦国企开始加杠杆，则“国进民退”。所以，虽然眼前“国进民退”的大潮汹涌，将来如果到了国企的杠杆率过高不得不降低的那天，依然有可能再次出现“民进国退”的浪潮。
但是，在当下这个历史时点，国有企业的杠杆率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有企业的整体负债率为65%，尚有提高的空间），“国进民退”可能是个短期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会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让“国进民退”产生积极作用的问题，而不要再浪费精力讨论要不要、会不会“国进民退”的问题。
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我们是自己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决策层领导谈及民营企业的困境时，在强调了内外经济形势压力，政策落实不到位的时候，还是敏锐的指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也有企业自身的原因。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一部分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负债过高，在环保、社保、质量、安全、信用等方面存在不规范、不稳健甚至不合规合法的问题，在加强监管执法的背景下必然会面临很大压力。
所以民营企业也要“遵纪守法、善于经营”。
当然，领导人还说了好多句：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的人发表了一些否定、怀疑民营经济的言论。比如，有的人提出所谓"民营经济离场论"，说民营经济已经完成使命，要退出历史舞台；有的人提出所谓"新公私合营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有的人说加强企业党建和工会工作是要对民营企业进行控制，等等。这些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党的大政方针。
其实，这每一句话都极具针对性。
坦率地说，他指出的这些问题，不久前都曾在舆论场掀起个不小风浪。三人成虎，也确实不少朋友私下里很焦虑：是不是政策有变了？
领导人应该也看在眼里，他这次真可以说是大声疾呼：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宪法、党章，这是不会变的，也是不能变的。任何否定、怀疑、动摇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言行都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都不要听、不要信！
领导人甚至语带感情的说：“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我们是自己人”！
这确实是动了真感情，所以，用了很多个斩钉截铁的词汇，让民营企业家放下包袱，吃下定心丸、安心谋发展。
和总书记一起座谈的"自己人"都是谁？
11月1日的“民营企业座谈会”，领导人接见了10位企业家代表。过程中，总书记不断提问和插话，就一些问题同民营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并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妥善解决。
而这10位被总书记接见的企业家，都是高科技创新的开拓者——
1、刘积仁：东软集团董事长。
中国培养的第一位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也是中国第一家软件上市公司东软的创办者，中国计算机行业发展的缔造者与见证者之一。
2、鲁伟鼎：浙江万向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总裁、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鲁冠球之子。
万向集团，从一个农机修配厂发展而来，现在是一个以汽车零部件制造和销售为主业的跨国企业，在美国南加州从事豪华新能源汽车的研发和生产。
3、王小兰：时代集团公司总裁。
时代公司1984年创办于北京，是中关村地区成立最早、我国机电行业的现代高科技制造先锋企业。目前拥有15亿元资产。
4、孙飘扬：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苏省工商联副主席。
20余年来，恒瑞每年的研发经费占到销售额的10%左右，在国内企业中独树一帜。
5、卢勇：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
星箭生产的空间用抗辐照玻璃盖片，应用在近年来我国发射的每颗卫星和飞船上，作为太阳能电池板的“护身铠甲”。
6、汤晓鸥：商汤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他领军的中国人工智能团队，入选世界十大人工智能先锋实验室，原创的人脸识别算法，准确率达到98.52%，超越人眼识别能力。
7、刘汉元：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通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全球40岁以下“最成功商人”称号。
通威集团主营鱼饲料及水产主业，带动国内养殖农户近100万户，直接、间接带动中国3000多万农民致富增收。
8、谈剑锋：众人科技创始人、董事长，信息安全领域的资深专家。
他主持规划设计“公众互联网安全认证平台”，应用于中国电信全国31省的WiFi接入认证，被称为信息时代的“守门人”。
9、刘屹：安徽艾可蓝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安徽省工商联副主席。
艾可蓝意为“有爱，天可以更蓝”，专业从事发动机尾气后处理产品的研发与产业化，产品畅销欧美。
10、耿哲：山东和同信息董事长兼总经理，企业为新三板挂牌公司。
和同信息的产品涵盖智能水表、智能热能表、智能燃气表三大系列产品，提供基于物联网的水、热、气等能源测控系统解决方案。
总书记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始终如一！
关于民营经济，总书记一个月多内说了4次，态度明确——
第一次：9月27日，在辽宁调研考察时强调：“我们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第二次：10月20日，给“万企帮万村”行动中受表彰的民营企业家回信中表示：“民营经济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民营经济的地位作用不容置疑，任何否定、弱化民营经济的言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三次：10月24日，在广东考察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时说：“党中央一直重视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一点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第四次：11月1日，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总书记密集讲话，一次次表明，中国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始终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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