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消息】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11-12月号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改革40年》的文章，作者是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国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现将文章具体摘录如下：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很快将成为从低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少数国家之一。

要理解中国的改革，首先要把历史记录搞清楚。理解中国过去的改革及其取得成功的基础，对中国未来的改革也很重要；理解中国走过的路、作出历史性决策的背景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有助于政治家们决定下一步怎么走。而且由于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中国视为效仿的榜样，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能帮助它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乞丐变成富翁。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改革遵循了主流经济学家建议的许多“药方”。中国开放了贸易和投资，逐步放开物价，实行所有制多元化，强化产权，控制通胀。持续的宏观经济稳定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和快速城镇化，而这些反过来又促进了快速的结构转型和生产率提高。但这样说就把中国的改革简单化了，模糊了中国改革的实质。正是中国改革采取的独特方式才使得中国的改革经验很令人感兴趣。

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渐进式、实验式的模式，与东欧和苏联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

或许最重要的是，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逐步实施的，政府和执政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毫发无伤，所以中国才能集中精力推进经济和社会转型。

中国是怎样改革的？

第一，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始于农村地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并采取一些初步措施对外贸和外资开放。金融部门改革和国企改革的推进也是渐进式的，在上世纪80年代有很多相关讨论，到90年代中期开始加大力度。“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即以实验的方式实施局部改革，先在少数地区试点，实践成功后再进行推广。

第二，下放权力给地方政府成为在中央政治领导的范围内取得发展的一种有力工具。省级和地市级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政策权限。省、市乃至县被允许甚至鼓励开展具体领域的改革试点。成功的经验转化为政府政策，很快在全国推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通过权力下放变成了一个改革试验场。财政体制和党内政治组织是使地方政府激励机制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关键。

第三，中国的改革模式为其形成自己独特的制度安排提供了空间。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改革道路上特定时点的需要。从计划经济衍生出的“双轨制”是所有过渡性制度安排中最突出的一种，它允许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计划价格继续存在，以避免生产崩溃，但在计划经济的边缘也允许非计划经济出现。

过渡性制度安排最成功的例子或许是乡镇企业。这是一种在计划外运行的企业形式，遍及中国农村地区。这些企业从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大队衍生而来，在扩大生产规模和创造就业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最后，对于其他希望实施改革的国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对改革及新政策的研究和制订政策的工作已实现制度化。改革初期，从社科院开始，各种智库机构相继出现，从事改革研究和经验推广。

通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中国似乎找到了自己独特的经济制度，即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共存，产业政策引导市场。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并非中国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全球金融危机无疑强化了这种看法。那些认为中国一旦“过了河”就会抵达熟悉的彼岸——与经合组织国家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的人们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了。（文章来源：参考消息网；作者：王露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