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特稿】2018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太多的事。历史在改革，无可回避地，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力量演变的关键时期。它注定会延续很久。现在刚开始。
我们希望别人能读懂中国，也该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读懂的事情。但别人一时读不懂，或不想读懂，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读不懂自己。
不管大环境如何，过去二十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之所赐。开放的、市场化的、竞争性的环境，是中国公司拥有自主能力和核心能力的沃土。
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的确存在问题，无法避免也无法回避的，但只要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困难是无法解决的。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有人用我熟悉的文字，说着我陌生的话。
无论是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还是彭博商业周刊的报道，我都再一次想到“后真相”这三个字。他们的大量时间都消耗到这样一项工作中，就是用丰富的想象或者联想，与选择性裁剪的事实结合，绘制他们眼中的中国真相。
这样的工作并非始自今日，但今日尤甚。其特征是——“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
这个定义是2016年11月22日《牛津词典》宣布2016年度词汇是“后真相”（post-truth）时的定义。它反映了这一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脱欧——在政治上的高度紧张状态，也反映了随着社交媒体越来越成为新闻的来源，人们对传统主流媒体提供的事实越发不信任，事实和真相正陷入虚无化。
后真相时代，立场越极端，敌人越鲜明，越容易迎合和操控民意。这个时代流行的，是断言、猜测、感觉，是通过对事实进行“观点性包装”，强化、极化某种特定看法。
后真相时代，政治正确永远高于事实准确。所以“后真相”主要在政治领域展开，即“立场重于事实”的“后真相政治”。它和盲人摸象有相似之处，也不完全相同。盲人摸的时间越多，摸的部位越多，会离大象越近。但被“后真相”主导的人，摸的再多，再久，也摸不到大象，摸到的永远是妖魔。
正如从特朗普到彭斯，反反复复声讨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能举出的例子，无非是《中国日报》在《得梅因记事报》上用广告方式刊登了四个版面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中国日报》报道过的，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关于中美贸易争端只有一篇。在两国关系交好时，对此类“供版合作”，美国政府予以肯定。现在则是干预内政的证明。
有人说《中国日报》的广告选错了时机，其实，在后真相时代，即使没有这个广告，彭斯先生还能从美国智库那里找到其他佐证。
彭博是世界著名的金融数据供应商。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后，《商业周刊》经营困难，被彭博收购，更名为《彭博商业周刊》。它最近刊登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报道，说一家由台湾华裔技术人员创办的生产服务器主板的公司（SuperMicro，超微），在外包给大陆的工厂生产时，被解放军搭载了铅笔尖大小的“间谍芯片”，从而侵入苹果、亚马逊等30家美国公司。
且不说硬件方面的“后门”，如果设计者不参与，只靠在供应链上做“工程变更”极其困难，即使真的发生，也只是极个别情况；而且苹果和亚马逊这两家市值万亿美元的公众公司，都已迅速发出声明，苹果从未在任何服务器里找到过可疑芯片、硬件操控或者漏洞，亚马逊在亚马逊和其收购的Elemental系统内没有发现过任何超微主板上修改过的硬件或可疑芯片。
《彭博商业周刊》的报导有没有一点影子呢？有。2016年，苹果发现了一枚受到感染的超微主板。苹果称，当时在内部审计时发现这台主板存在驱动漏洞，但只是独立事件。2016年已经终止了超微的供货合同。苹果多次告诉记者，自己没有在超微主板上找到问题，但报道还是要拿苹果说事。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台湾的服务器供应商说，文中的事情都是2015年前后的，现在拿出来，正值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及美中贸易争端正炽，时机耐人寻味，“美系客户对将产线迁离大陆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将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供应链逼出中国，全部挪走，这是特朗普乐见的。
中国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还不少。
但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像彭斯的“后真相演讲”与彭博的“后真相写作”所呈现的那样呢？当然不是。
历史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这是我们必须看到的大图景。
美国在1894年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那一年，甲午海战，中国彻底沦落。
1944年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后，美国开始主导全球经济游戏规则，最近大半个世纪可以说“美国的世纪”。这种地位今后一段时间也不会改变。
“二战”后美国不是没有遇到过挑战者，但地位从未从根本上动摇。1986年，当时联邦德国的出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商品出口国，但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只有1/3；前苏联和美国争霸多年，其经济总量与美国之比，最高时达到40%多，有些指标如钢和石油的产量、造船的吨位数超过美国，但其轻工业、服务业严重落后，对外贸易额不到美国对外贸易额的30%；经济规模最接近美国的是日本，日本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出口能力，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规模升值，进一步收窄了经济总量和美国的距离，1995年日本的经济总量接近美国的70%。
今天，中国正以比历史上的联邦德国、苏联和日本更为综合和全面的竞争力，在世界经济舞台崛起。
最近几年，美元强势，人民币兑美元不像2005年之后持续升值，甚至出现了一定贬值，所以从汇率评价看，中国经济总量要超过美国会拉长一些时间。但因为中国有比美国快一到两倍的增速，所以总量超过美国不会是太久的事。
当然，中国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6左右，在很多核心技术方面和美国有很大差距，人民币和美元的国际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总体上，中国不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话语权。但对美国来说，这毕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面对经济总量被超越的挑战，而且和当年的联邦德国、日本有所不同，它们在经济总量最接近美国的时候，人均GDP水平和美国相差无几甚至超过了美国，而中国就人均水平来说，还是中等收入国家，还有很大潜力。这种潜力如果能够充分发挥，像改革开放四十年一样再发展几十年，前景不可限量。这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都是很难想象的。
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当伟大成为一种百年的习惯，它可能变得嚣张，如同“嚣张的美元”。这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伟大只有一种形成方式。
无可回避地，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力量演变的关键时期。它注定会延续很久。现在刚开始。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因技术进步而变得“平坦”的全球化3.0的世界。“我曾说如果两国都有麦当劳，战争就很难发生。现在我则说，只要两国都在戴尔的供应链中，就很难战争。”那是2005年。一个全球化、技术和资本流动的乐观主义年代。
2018年8月，托马斯·弗里德曼在《定义美中关系的历史关头》中则这样描述今天的世界——“当前的局势完全是一场斗争，为的是重新制定全球最老和最新的超级大国——美国与中国——经济和权力关系的规则。这不是一场贸易口角”。
作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弗里德曼依然认为，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民众的职业道德、中国领导人的长远考虑和政府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巨大投资。”但他也开始质疑和批评中国的关税政策、知识产权问题、产业政策。
在谈到“中国制造2025”时，他说，“当美国和欧洲看到这一点时，他们说的大概是：‘哇。当你们结合了勤奋、欺骗和产业政策的力量都集中在低端产业时，我们都愿意容忍。但如果你要用同样的策略来主导高端工业，我们就完了。我们需要一些新的规则。”
“我们就完了。”真是句令人感慨万千的话。三四十年前，是中国在忧虑自己的“球籍”问题。
我们希望别人能读懂中国，也该努力去做有助于自己被读懂的事情。但别人一时读不懂，或不想读懂，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们自己，不能读不懂自己。我们要回答，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奋斗而来的，还是靠不正当、不公平手段抢来的、偷来的？
答案其实不难。从上世纪80年代的可口可乐、惠普、宝洁、肯德基到90年代的IBM、英特尔、微软、通用电气、通用汽车，再到21世纪的苹果、高通、特斯拉，如果中国市场充满了不正当性，美国几乎所有500强公司都如此一致地投资中国，并在中国获得丰厚收益，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确有待完善，政府对微观干预过多的情况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但支撑中国发展的根本力量，不是“机会主义”和“制度套利”，而是通过市场经济释放了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是企业家精神的史诗，是亿万劳动者奋斗与创造的史诗。
中国经济道路和经济学基本原理是一致的，它包括：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市场是最有利于劳动成果交换的形式；有效的激励机制能激发劳动者的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能创造比以前高得多的产出；企业家精神的发扬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发展没有颠覆经济学常识，相反，它让我们看到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价值规律的重要性。中国红利的根本特征，是市场化红利，开放红利，创造者红利，劳动者红利，企业家精神的红利。
在中国发展中，政府之手帮助创造了稳定和亲商的环境。从可持续角度看，政府应该大力减少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以提供制度化、便利化、法治化的公平服务为依归；但要说中国竞争力都是补贴出来的，那是极其片面的。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血汗工厂、透支环境、政府补贴，还是主要来自于生产、技术、管理、效率的提高，从而创造出了更高的消费者价值？
这里要再回到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就是市场的规模决定分工的效率。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
他说，中国适合发展制造业，因为“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
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
中国制造不是因为读了亚当·斯密的书而成就的，但从原理上和亚当·斯密242年所说的方向是一致的。亚当·斯密的理论说明了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有利条件，包括幅员广阔、人口众多、交通便利和物产多样等，也提出了具体路径，就是重视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这两个市场，重视自主经营，同时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
只不过在200多年前，“中国的政策特别爱护农业”，又“不重视国外贸易”，“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因此，中国的市场潜力发挥不出来，虽然是人口大国，但不是市场大国，支持不了丰富的分工，也就谈不上专业化和效率的提高。
今天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是因为开放的大市场支持了精细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分工，造就了成熟的完善的分工配套体系，使中国企业能用最经济的成本结构，高效地生产出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产品，而且有良好的性能。
麦肯锡2015年有一项关于中国创新能力的研究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有利于打造持续创新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比日本大四倍多的供应商体系，1.5亿具有经验的工厂工人和现代化基础设施。中国市场巨大的规模和发展健全的供应链，给硬件类产品提供了约15%至20%的成本优势。”
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能走到世界前列，同样是拜中国的市场优势和制造优势之所赐。
在彭斯和彭博的“后真相叙事”中，中国似乎是市场经济的怪物。其实，中国经济崛起的基本道理，和美国当年没有根本差异。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美国立国之初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1年关于发展制造业的报告，就一清二楚。
汉密尔顿强烈主张发展制造业，他主张通过提高关税的方式保护本国制造业，对从其他地方为美国带来“非凡价值之秘密”的行为（主要是技术）要进行奖励。顺带说一下，当时美国一些州政府甚至帮助机械走私者们融资，美国1790年就有了《专利法》，保护专利，但当时如果剽窃外国技术成果拿回美国，也能得到专利。美国今天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这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是一步一步实现的。
没有谁天生就该落后。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落后经济体，追赶发达经济体，这是“二战”后的经济大潮流。西方有大量经济学家都研究过这一“追赶”的现象和规律。他们有一个假说，越是落后的国家潜力越大，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越高，因此后发国家必然会赶上先进国家。但现实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阿伯拉莫维茨，这位1912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经济学家，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后发国家追上先进国家这一假说的关键，在于“潜在”与“现实”的区别。潜在的机会要变成现实，需要有“三个条件”。一是技术差距，二是社会能力，三是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
从技术差距与社会能力的维度，阿伯拉莫维茨给出了四种组合：一国的技术差距大但社会能力强，则总的增长潜力最大；一国的技术差距大、社会能力低，则增长潜力最小；一国的技术差距小但社会能力强，则处于超越先发国的状态；一国的技术差距小、社会能力低，则由于技术与制度的惰性，将由发达走向衰退。
至于“历史、现实及国际环境的变化”，有时能够为经济追赶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有时又会极大地妨碍甚至中断经济追赶的进程。
何谓社会能力呢？大致来说，它是指通过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源，具备竞争意识和诚信的从业者，消化和掌握现代技术的能力，有利于开放竞争、新企业的建立和新产品、新服务的购销的商业与财经制度，稳定有效的政府和政策，大型企业的组织和管理经验，为企业提供资本的金融制度与市场，等等。
日本学者南亮进的研究指出，日本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因为具备了阿伯拉莫维茨所说的“社会能力”，其表现是丰富的人力资源、现代化的经营组织、发达的信息产业和装备产业。
以1970年代为转折点，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或消失，日本依靠引进技术、实施追赶的机会日益减少，失去了“后发优势”。他说，由于日本没有从根本上将其模仿能力改造为真正自主创新的能力，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和方向，当美国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增长，并进入新经济之时，日本的差距又扩大了。
如果借用阿伯拉莫维茨的分析框架，可以说，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快速增长，一是和先进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可以引进吸收；二是中国的社会能力非常强；三是国际环境也有利于自身发展。
今天，要判断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是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
在技术差距有了相当程度的缩小后，如何更多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技术能力？在国际环境发生变化后，如何尽最大努力保持开放性经济格局，包括尽一切可能与美国达成更多的互利双赢，而不是与其脱钩？开放，是为了通过一个更大的市场来支持专业化的分工及其效率。最后，最重要的，中国如何提升自己的社会能力？这是经济追赶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
中国的社会能力，包括技术创新、组织创新、管理创新、结构转型与升级等等方面，但最为紧迫，也最关乎长远的，还是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
如何让我们的社会对长期发展有信心，对以“财产权的保护、契约的履行、司法的公正”为核心的经济制度有信心，这是关键之关键，要害之要害。
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力是牢固的，并且是不断提升的，那么就会有更多的劳动者、创造者，聚焦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人力资本的投入、基业长青的组织体系的打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在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能力。能力才是经济发展之本。
如果我们的社会对于攸关长期的制度安排没有信心，那么在技术差距缩小、外部环境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很多优秀和聪明的人才就可能做出另外的选择，比如无为，比如逃离，比如三心二意。
在中国今天恰恰最需要实现从加工能力到创新能力的突破，用包括知识、技术诀窍、管理创新在内的能力驱动下一轮的发展，因此极其需要有更加明确、更加长期、更加坚定的人财物力投入的时候，如果出现规模化的无为与逃离，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将是灾难性的。
中国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从华为等公司的发展来看，中国企业具备从模仿到自主研发、自主创新的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类创新型中国企业基本上都是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下起飞的。开放的、市场化的、竞争性的环境，是中国公司拥有自主能力和核心能力的沃土。
这不意味着政府是无为的，但只有当政府行为符合“让资源流向能够创造出更高价值的企业和企业家那里”的时候，宝贵的经济资源才不会被浪费。
四十年前的中国，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确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念正见，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历史启示我们，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变革，是经济变革的前提。社会能力的发育和经济能力的成长休戚与共。
站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遭遇多重挑战的时候，读懂自己的历史，明了未来的道路，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读懂自己，或者错误地理解走过的道路，那将是时代的悲剧。
中国的竞争力不是单一要素的竞争力，是结合了复杂、丰富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力技能的综合性竞争力，是不容易替代和移走的。这种竞争力的背后，是因为对人民的信赖，对市场的信赖，所绽放的自由奋斗、力争上游、不懈进取的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每一步都充满不易。汗水是小，肉体的辛劳和伤痕也不在话下，内心的挣扎和不屈不挠才是许多人生命中的真实写照。正是这些永远奋斗的灵魂奠定了中国经济成长的基石，并让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底色一天天变得更加亮丽。
中国的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祈愿。但中国故事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每个人都是这个故事的书写者。哪怕只能写上小小的一个符号。
中国存在的问题无需回避，不应该回避，回避也解决不了。但只有亿万中国人团结起来，勇敢直面并千方百计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时代才不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顿挫而终止前进的步伐，并终能在风雨之后见到更美的彩虹。（作者：秦朔 来源：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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