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特稿】整体看中国开放带来高速增长，很成功。成功当中也产生了我们内部的矛盾，发展不平衡，有些阶层、有些地区更成功一些。但整体看我们把贸易对手逼到了墙角。当然他还有自己的独特性。

但苹果手机的例子告诉了美国人，他发明再新的东西，制造环节也会转移到中国。智能手机是苹果对人类的贡献，但是制造环节是富士康，就业也不在美国。主要的利润落在了美国公司，可是国家不能完全用资本来支撑，有很多活生生的人要生活，所以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开放态度开始逆转。起初嫌我们开放不够，龙永图参加WTO谈判的时候，每次要答应一个发达国家的开放条件就感受到来自国内的压力：“是不是让得太多，把市场出卖给洋人了？”后来不知不觉中发达国家认为我们的开放损害他们了。等到他回头开始咬了，我们还有什么选项？继续赶超？对打贸易战？把我们积累起来的力量转向“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内进一步加快技术升级？或者重回封闭老路？

这就是摆在今天中国面前的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现在还不知道。发生这些问题的背景跟我们前30年成功是有关系的。我们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努力就获得了成功，我们确实改变了全球的结构。多年封闭的结果是贫穷，一开放发现穷就是竞争力，穷就是成本低。这个成本低很厉害，发达国家的工厂怎么跟你竞争？这次打贸易战，数据公布出来我们才发现，中国出口有2/3是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出口的，里面很多是组装，关键零部件是人家的，组装以后出口。

但是从就业层面看发达国家，就要到“锈带”去看看，你会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政治发生了逆转，从同情中国人，嫌中国人不够开放，到现在对你的开放害怕了。中国这么开放，不会的可以学，可以模仿，中国对知识产权的观念跟发达国家还有距离。然后，中国的成本还是低。开放40年，我们的人工涨了一些，但相对美国还有很大优势。事情就麻烦了。

经济学讲成本的曲线，一般先降，然后再升。回到国内经济的分析，麻烦在哪里？我们用低成本把发达国家打醒，站起来要对我们进行贸易战了。此时我们自己的成本曲线正好是降下来以后又上去了。任何一个事情开始阶段都是很开心的，为什么？成本有向下走的机会，提高设计能力、加大生产规模等都可能带来成本下降。但到了最优点以后，所有成本都会上去，为什么？上新的生产线，管理要扩大，难度会增加。而成本达到最优点，利润达到最高点时，竞争对手会来，一赚钱就有人跟，互相挖人，成本一定上去。这是成本的诅咒。

国民经济运转过程中体制的成本更值得关心。我们解放思想，包产到户，发展民营企业，开放市场，全是体制成本下降。但是体制成本降了以后也会升，为什么会升？经济发展了，所以政府、市场等所有的相互关系都在变化。从1995年到2012年中国最高速成长阶段的基本数据看，不调整通货膨胀指数的GDP在这期间涨了8.6倍。大家都说人工涨得很快，其实人工工资总额涨了8.8倍，略高一点点。涨得快的是什么？税收16.7倍，非税收入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金28倍，最厉害的是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我们在全球靠低成本发展出竞争优势，这口饭吃了几十年。但是，现在全球的经济格局变化了，我管它叫“三明治”。发达国家成本比你高，人工比你贵，但是人家手里有独到性的东西，资本、技术的优势还在发达国家这边。另外，印度开放了，越南也开放了，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看到中国的经验也开始搞改革开放，中国的这套经验没有专利。后开放国家比我们更穷，工资更低。所以很多产业往越南、印度转移。美国很多大商场现在衣服是越南生产的了。中国夹在中间，成本优势已经不明显了，独到性优势还没有完全起来。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夹在中间”。所以为什么讲突围呢？被什么围住了？中国被自己的成功围住了，被多少年凭低成本优势杀进全球的高速增长围住了。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成本一定要上去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们能不能比竞争对手成本管得好一点，降的时候快一点，升的时候慢一点。企业跟企业，地方和地方，国家和国家，成本管理永远是一个基本战略。但光靠成本管理，这个诅咒还会追上你，因为成本曲线的规律没有例外。

所以为什么讲创新？我们必须得移动这条成本线。不能说工资高了，土地贵了，税收增加了，我还生产原来的东西，还用原来的方式去生产。你得改进它。所以这里就分化出两个题目，一个是改革突围，一个是创新突围。

什么叫改革突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变量。如果再不做进一步的体制深化，我们将眼看着40年的改革成果一点点消融掉，这个社会的福利被按住了，又找不出新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我们是发展起来了，但是未富先奢、未富先腐。看起来是小事，到处讲捧场，这里要点钱，那里要点钱，加到一起都是国民经济的负担，《人民的名义》里一面墙的钱，最后都落到产业的头上，都是整体的成本。

这些成本不解决，经济就会下去，多少发展中国家有点苗头以后走下坡路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要全面深化改革，但是现在难度非常大，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是无路可走了，饿肚子了，你改不改？现在没有这些情况了。过去叫开放促改革。现在发达国家带头保守往回走，要增加贸易税，封锁市场。开放促改革有很大难度。

所以，中国下一步改革越来越要靠我们内生的力量。国务院常务会议在讨论进一步减税降费。现在我们法定社保缴得比发达国家还高，企业怎么受得了？社保不缴那么多，将来工人退休怎么办？这是一个矛盾。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把国有企业划到社保基金去，用国有企业的利润充社保，把企业缴纳社保的费用降下来。中国企业是不管政府规定多少，我不缴，但不缴有风险，一查就是问题。中国企业一上市得补多少年的税？

还要破垄断。我们的电费比发达国家还贵，有道理吗？中国制造业现在有到美国去布厂的，土地比国内便宜，电价非常便宜，算起来1度电不到0.1元人民币，中国在哪里也没这个价。为什么？这个领域有很大的垄断。电话费、油价，都是国民经济运行的成本。这些领域的问题，很大程度是政府行为。但是中国不进一步在这些领域把体制成本降下来，很难有国民经济的未来。（来源：周其仁著作《改革的逻辑》作者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