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特稿】“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几十年前，一个逃港的妇人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何其决绝！
这是一段快被遗忘的历史的一个瞬间。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由于贫穷和饥饿，无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怀着一种无奈、绝情，甚至憎恨的心理逃离故土。
解开香港崛起之谜的真正钥匙
可能许多人都曾想过一个问题：香港因何崛起？答案大多落入“天时地利人和”的窠臼之内：香港北靠大陆，南接太平洋，是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此为地利；很长时间内，香港是中国对外的唯一窗口，随后又搭上了西方发达国家转移产业链的顺风车，此为天时；而自上世纪初开始，几轮人口迁移涌入，创造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需求，此为人和。集齐了天时地利人和的香港，如同拥有了召唤神龙的力量，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这种经典范式的解析，虽正确，却略显冰冷。或许从这段跨度长达30年的惊心动魄的逃亡史中，从无数人颠沛流离的瞬间中，才能直达心灵地管窥香港崛起之谜的逻辑。
当年逃港群众对故土有多么决绝，对香港就有多么热诚。当一片土地寄托无数人殷切的希望时，只要给一点自由腾挪的空间，勤劳的华人都能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时的香港，就是这样一片热土。1962年5月26日，成群结队的逃难者，借着夜幕的掩护，奔向沙头角和新界的深港交界处，此时，人群中有一个母亲背着小孩。
深港两地搭界的边境北面是山地，南面是平原和丘陵，深圳河由北至南顺流而下，每逢暴雨，新界就会变成一片汪洋。在群众扒开边界铁丝网时，台风雨突然而至，当晚豪雨如注，山洪冲击着人群，无数人被洪水吞噬。狂流急浪之中，这对母子发现了一棵大树，母亲用力地把儿子推到了树上。在这位母亲往树上爬时，有人担心树干断了，伸脚蹬了一下，她摔了下去，瞬间被洪水淹没。
在这场叫人钻肺穿心的悲剧中，男孩是少数的幸存者，他暗自发誓一定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男孩当时才11岁，叫叶小明。多年后，担任公司高管的他，对《大逃港》的作者讲述了这段往事，并激动地说：“我告诉你，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或许这句话才是解开香港崛起之谜的真正钥匙。
香港真正繁荣的起点
近代中国历史波诡云谲，因缘际会下，香港多次成为社会各界的避风港。
中英鸦片战争前，香港只是南蛮之地的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些渔民和村夫。1842年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先后被英国租借。
在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全球规划中，香港的定位是远东地区枢纽，这充分发挥了维港四季不冻，联通亚洲各部的区位优势。由此，开启了香港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开挂升级之路。
伴随港口贸易的兴盛，港岛的金融业也从萌芽、到发展成熟，人口不断流入。而此时，大清帝国黄昏降临。18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血流成河，广州等地的群众逃亡香港，港岛人口激增。
中港两地的命运自此分野，在连年战祸下，内地逐渐衰败，而香港则趁势而起。香港和上海这两个样本城市的浮沉，就是过去一个世纪两地命运的分野和迥异的缩影。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腹地，占据与香港一样的地利，上世纪以来就与香港相爱相杀。1890年代的上海，借助洋务运动的东风，已发展成辐射全国，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名流汇聚夜上海。
这一时期的香港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军阀混战和随后的日本侵华战争让历史的天平逐渐向香港倾斜。
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商人和知识分子举家南下，香港人口再次增加，这无疑削弱上海实力，增强了香港竞争力。但在1941年，香港也沦陷了。日占期间（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香港居民被强迫遣散回乡，全港人口从1941年的164万锐减至1945年8月的60万。
抗战胜利后，内地战火没有停止，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包括上海、广州等地大量技术管理人才，携带着资本、设备，大规模的涌入香港，人口猛增至1946年的160万。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1/2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逐渐与外资分庭抗礼。这为香港60/70年代的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直至1949年之前，香港在经济和金融的规模、实力、影响力方面，与上海仍存在很大的差距。而历史的拐点在有时只在一夜之间，世界突然两极分明，内地与正在急速变化的西方世界从此隔绝。不夜城“大上海”顿时沉寂，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正成为了香港真正繁荣起点。
内地几轮运动后，生产效率下降，群众饥寒交迫，生活困难，最后演变成几次逃港大潮。难民冒着生命危险，采取陆路翻网、水路泅渡等方式，从深圳东、中、西三个方向涌入香港。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再后是改革开放后放宽出境限制，于是来自内地的移民高潮再一次出现。上述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导致香港人口数量呈现跳跃式的变动。据另一数据，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
一群充满希望与干劲的青壮年就像一堆“干柴”，跃跃欲试，而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就像一把烈火，香港经济像火箭般升空。
东方之珠最闪耀的时刻
量变引起质变，几轮人口的迁入，深刻改变着香港社会结构的演变。
文化上，一批知识分子和电影人南迁，如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这极大地促进了香港文化及影视娱乐业的发展。而南下的海派文化和潮汕文化糅合香港市民文化，形成了一种亦雅亦俗，亦谐亦痞的独特港派文化。经济上，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消费需求提升，华资崛起，也深刻影响了产业结构转型进程。
英国人登岛前，香港是一个离岛型渔农社会，经济以渔农业为主，岛民主要以捕鱼、农耕为生，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
1841年，英国打破香港自然经济体系，将香港开辟为自由港。到上世纪40年代日据时期，一个世纪时间，香港发展成为远东贸易转口枢纽，逐步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产业为主、以航运、仓储、船坞业和金融业为辅的产业结构。
根据克拉克定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次产业向第二次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人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次产业移动。现实中，多个经济体的发展历程都验证了克拉克定律。但是，这一时期的香港实际上已发展成为一个服务经济体系。其产业结构的演化，并未遵循一般的发展规律，而是绕过第二产业部门直接跳跃到第三产业部门。
到上世纪40年代末期，上海以及内地其他城市的一批企业家移居香港，他们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及市场联系，为香港最初的制造业发展奠定了基础。香港开启了第二次产业结构转型，逐步完成了从转口港向工业化过渡，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六十到七十年代，大量的逃港人群即给香港提供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这些人有极强的生命力，赤裸裸地欲望促使他们奋力向上，也将香港制造业推至顶峰。
随制造业之风而起，到香港掘金的第一批港人，跟着这一片热土的冉冉升起积累了自己的第一笔巨富。据统计，在上个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当中有40多个人都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
电影《雷洛传》讲述就是那个年代香港“野蛮生长”的大环境：中小商业繁荣之下，暗潮涌动，“黄赌毒”之流也肆意泛滥，充满赌性和投机的证券市场蒙眼狂奔。而人口膨胀开始推动房地产这个巨型发动机转动，为后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埋下伏笔。
紧接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香港启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这次转型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并在80年代中后期取得明显进展，到90年代末趋于完成。转型的基本趋势是“经济服务化”，即从原来的出口和制造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转变为亚洲区一个与中国贸易和对外关系有着密切关系，由港口带动并以金融等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
这一时期，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内地，特别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双方形成“前店后厂”的分工格局。这次产业结构的转型，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香港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强化了香港作为亚太区国际贸易中心、航运及航空中心、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展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服务经济体系之一。
这是香港这颗东方之珠最闪耀的时刻。
霓虹闪烁风光背后隐藏着危机
但霓虹闪烁的风光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长期看一个城市的命运取决于人口。而人口的流动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而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影响着人口的流动。
回顾香港的三次产业结构转型，一次是外力土地割据直接推动，后两次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市场机制下自动调节的结果，而危机暗含在第三次产业结构转型。
由于缺乏科技储备，第二产业没有升级，而是出清式地进行制造业转移，直接导致了产业空心化。香港不再成为普通人造梦的天堂，普通人不再流入，存量的人口结构不断割裂。在初期和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往往能为普罗大众提供各种平等的机会，实现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
从香港开埠，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鼎盛时期，纺织、手表、塑料花等制造业、中小零售业、餐饮业都能提供大容量的流动机会，普通人能凭借行业经验实现向上流动，跃迁为中产阶级。这期间，冒出来一批塑胶大王、人参大王等顶级富豪的同时，还诞生了数量众多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或拥有高学历，或是普通打工仔，又或住在木屋区的逃港难民……
这一时期，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许多向上流动的通道，这些通道不止是教育，也可能是各行各业一份普通的工作。当产业空心化后，形成第三产业单极发展，广泛的第二产业流动通道关闭，中产开始坍缩，最终形成了“M”型社会。
“M型社会”是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提出的一个术语，指社会正逐渐形成一种双峰结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而代表社会富裕与安定的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不断向下沉沦为中下层阶级，整个社会结构如同“M”型一般。
据数据统计，2016年，香港基尼系数0.539，与部分拉美国家持平，贫富差距急速扩大。而香港800多万人，全港领低保综援的人数约为100多万，其中老年人占60%。
而当此前通过实业沉淀的民间财富，转而投资楼市等资产，甚至是投机式炒作时，房子等资产价格飙升，极大地放大了了“M型社会”，变为极端的“杠铃式社会”。
历史进程中，阶层流动通道数量不断变动。有史以来，类似香港60/70年代和内地改革开放这种有巨大的时代红利的时期屈指可数，但毋庸置疑，教育这个流动通道都是畅通的。而当房价将双峰之间的差距拉大时，通过教育实现阶层流动的难度陡增，教育这个通道也逐渐关闭。
此时，房子既是加剧分化的始作俑者，也成为阶层流动的唯一通道，横亘在“杠铃式社会”的巨大鸿沟之间。
2010年，60岁香港富豪田北辰，参加《穷富翁大作战》真人秀，体验底层生活，与底层人士同吃同住同工作。体验了两天环卫工生活之后，他放弃了原本五天的节目安排。他说，“来来去去都在死胡同”。
香港阶层分有产和无产，唯独无中产。所谓香港中产，就像在房子这个通道里的沙子，随着房价波动，在有产和无产两端之间来回颠倒。
而在我们的概念里，中产除了有稳定的工作收入，还代表了愉快、高品质的生活。当房地产成为阶层跃迁的唯一通道时，这些人不得不为高企的房价、不断上涨的房租，忍受无尽的生活工作压力，牺牲休息时间，咬牙“上车”，期待通过房子这个通道实现阶层跃迁。就像香港电视节目《有楼万事足》中有颜有才的女学霸也拼劲洪荒之力，靠打十几份临工，月入四万来冲向自己的买房小目标。房价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信仰，也是信仰的产物。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对香港的定位
回顾香港发展路径，产业空心化又似乎是历史的必然，且不可逆。香港仍要一直背负房价撕裂社会阶层这个包袱，负重前行，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甚至是把当年抄捷径的路重头走一遍。
近期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要，将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大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引擎，提出优化提升中心城市。并首次明确了四大城市定位，其中对香港的定位是：
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建设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会。
事实上，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过程中香港是相当积极的。发展到今天，香港最好的出路就是与内地统筹发展，发挥制度优势，专业优势和管理优势，实现香港利益和价值，保住作为内地对外枢纽的基本盘，再好好试图补过去的抄捷径的漏。
而更广泛且现实的命题是，镜鉴历史，内地一些城市应该从香港的社会问题中思考：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来源：格隆汇 作者：三个火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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