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德旺说，中国民众不坏，中国坏就坏在精英。知识分子一旦登堂入室，整天讲假话。剩下有一些批评政府的，因为他没有被聘请，他如果有一天被聘请，纱帽一戴，他也是这样的，你根本没有招。很多当官的喜欢听假话，他心理很脆弱，一句真话都不能听的，一听会心脏病。我说你这个病应该抓紧去治疗，不治疗会耽误的。

曹德旺还说，那些做生意的小老板，自己乱做，做完以后骂政府，等政府来救他。我说请你看到，还有90%的人在你下面，谁来去救他们？你这些人应该赶紧行动起来，自己救自己。

1946 年，曹德旺出生在上海。如果不是赶上时代的大变动，小时候的曹德旺，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富二代”。

如果是那样，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中国首善”和“中国玻璃大王”了。

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福建福清高山镇曹厝村人。福清位于福建东部沿海、福州南翼，自古就有“海滨邹鲁、文献名邦”的美誉，是林则徐的祖籍地。由于地少人多，福清人也素有远渡重洋寻找出路的习惯，是中国著名侨乡。

他的家族在高山镇里算是望族。他的曾祖父曹公旺就曾是福清的首富。但是曾祖父努力积攒下的家业，到他的爷爷一辈逐渐衰微，直至破落。

他的父亲曹河仁，年轻时随着曹德旺的舅公到了日本。曹德旺的舅公在日本开布店，但是他没有把曹河仁留在自己的店中，而是介绍到一家日本人开的布店中当学徒。

学徒第一年，做的就是挑水、煮饭、倒马桶等杂活儿，吃的则是布店老板一家的剩饭剩菜。到了晚上，布店老板要求他对着镜子练习走路、微笑、鞠躬，以及说话的口型，一直练到满意为止。

学徒第二年，布店老板让曹河仁挑着货担下乡叫卖。学徒第三年，曹河仁才回到店里，学习怎么站在柜台内接待客人、进货出货。三年期满，店老板告诉曹河仁：“我教给你的，你都已经学会了，现在你可以离开我的店，去开自己的店了。”

父亲经常对曹德旺说，自己的前半生，非常感谢那位日本布店老板的良苦用心，“他第一年是炼我身骨，第二年教我吃苦，第三年才授我真技。”父亲后来跟曹德旺讲起生意经来，都是一套一套的，与他的学徒生涯是分不开的。

很多年之后，我对曹德旺讲述的这段往事印象深刻。我相信，它不仅深刻影响了曹德旺的父亲，而且也在曹德旺的心中挖了一个很深的树坑，埋下了一棵新鲜的树苗，那是曹家未来的一个丰功伟绩。

我曾在日本走访过包括丰田在内的几家著名企业。日本商人有关未来最常见的比喻，就是树木。比如《日本公司》漫画书上的那位主角工成，就将转包商和供应商比做企业的根须，支持着巨木的成长。树根向树干聚集，而树枝却向外扩张，这又成为企业发展的最佳隐喻。

与中国的大陆＋稻谷式文化不同，日本是海岛＋森林文化的混合体。日本之树的生长，要比大陆上的植物遭遇更多的挑战，而且树的生长是缓慢的，要几十年才能成材。所以，曹德旺父亲遇到的那位日本店老板，其实也是一个种树的人，而种树是与永恒有关的事情，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

离开日本人的布店，曹德旺的父亲曹河仁，进了曹德旺的舅公开的布店当店员。1936年，曹德旺的奶奶要曹河仁回家成亲。曹河仁回到高山成了亲，一年后启程再去日本，但在经过上海时，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改变了去日本的想法，留在了上海。留在日本的曹德旺舅公，就把曹德旺父亲在日本赚到的十万日元都汇了回来。

那是一笔巨款。按当时的汇率，日元比美元更高。曹河仁由此成为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里的有钱人。由于钱足够多，他什么项目都做，也开了夜总会。后来，他还成为著名的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的股东之一。

1947 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上海很多人都举家搬迁，或去美国，或去香港，或去台湾。曹德旺父母决定搬回福清高山。父亲买了一艘机动铁壳船装载所有家产。一家六口则坐客轮回福建。他原本希望把东西运回高山后，还可以将船租给别人搞运输。但是在客轮抵达马尾多日后，货船迟迟没有靠岸。后来才知道，那艘货船在海上遭遇风暴，沉没了。

怎么办？

曹德旺的母亲陈惠珍，福清高山洋门村人，论身份，她是地主家的千金。出嫁时，她的父亲给了很多陪嫁。她将这些陪嫁都换成了可随身携带的细软。回到高山后，她把细软变卖成钱，买了一块宅基地，盖了一幢二层小楼。正当盖房工程仅剩铺瓦片的时候，国民党军队第 74 师溃败经过高山，到处抓壮丁，就抓走了正在他们家屋顶铺瓦片的工人。

虽然这些被抓走的壮丁后来又偷跑回来了，但从他们被抓走的第一天起，他们的家人就一直在曹德旺家里哭闹，要求曹德旺的父母赔人赔钱。曹河仁不堪其扰，就又回到上海。他自幼离家学习经商，不会耕田种地，也许只有回到上海经商，才是他最好的选择。

曹河仁离开高山后，家里住进了“三反”工作队。有一天，村里人又到曹德旺家里闹事，工作队看见了，便询问曹德旺的母亲。母亲告知原委，工作队长认为应该主持正义，就把来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准备严加处理。最后是曹德旺母亲代为求情，整个事件才算过去。

但是对于曹德旺的母亲来说，接下来的生活更为艰难。大江大海，兵荒马乱，曹德旺父亲在上海所挣的钱，无法如期寄到家中。为了养活身边 6 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曹德旺的母亲当掉了最后的首饰，买了十几亩地，请曹德旺的舅舅帮忙耕种。高山土地贫瘠，大多只能种些红薯、花生、青菜之类，根本不能解决全家的口粮问题，所以曹德旺他们总是忍饥挨饿，通常只是每天两餐，而两餐也只是些汤汤水水。

饿极了，孩子们会叫。这时候，曹德旺的母亲就把他们兄弟姐妹集中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围成一圈，吹口琴，唱歌，做游戏。曹德旺说，他记得母亲总是交代他们，千万不能告诉别人自己家只吃两餐，“让人知道了，只会看不起你”，“出门要抬起头来微笑，不要说肚子饿，要有骨气，有志气！”

曹德旺他们穿的衣服，母亲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穿破了，会坐在灯下认真缝补，尽可能不让补丁贴在外面，而是藏起来，缝补在内里。虽然在农村，但家里总是一尘不染，这应该是母亲在上海居住时养成的习惯。他们家的木楼梯和木地板，都被擦洗得发白。曹德旺记忆最深的是，母亲常说，“天下没有人会同情你的贫穷，也没有人为你解决；要摆脱贫穷，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穷不可怕，最怕的是没有志气”，“做人最重要的是人格的完整，最重要的是取得他人的信任”。

还有一句话是：“要做到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曹德旺有早起的习惯。我见到他时，也是一个早晨，在福耀集团总部。厂区不远的石竹山，还掩藏在大片的晨雾中。

这个早起的习惯，是他少年时随父亲做水果生意落下的。

由于家贫，也加上生性调皮，他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不能读书，母亲就从队里牵了一头牛回来，14 岁的曹德旺成了生产队里的放牛娃。

当时，曹德旺的父亲已经从上海回到了高山。父亲不会务农，但他毕竟是从日本回来、在上海从过商的人，他知道可以通过小商小贩这样的经营活动，给家庭带来一点微薄经济收入。他就用从上海骑回来的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从福州买些香烟运到高山去卖，从中赚取差价贴补家用。

那时候是不允许自由买卖商品的，一旦被抓到，就会以投机倒把论处，轻者没收，重者收押，游街示众。

15 岁那年，曹德旺开始跟着父亲做起了买卖。这个年龄的孩子，不算大也不算小，在那时，即使城里的孩子，15 岁也有参加工作的了。不过，曹德旺个子小，虽然 15 岁了，但看上去还是个孩子，所以没有人会检查他的书包。他先是跟父亲一起跑了两趟福州，每趟进货 30 斤左右，100 多公里，来回三天。第三次，他就一个人骑单车往返福州与高山之间了。他和父亲的商业分工是：他负责进货，父亲负责销售。

那时，前往福州的道路很原始，崎岖坎坷，其中艰辛自不待言。

后来他们改做水果生意。曹德旺需要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冬天顶着寒风，夏日冒着酷暑，骑车到福清县城，在天蒙蒙亮时批好水果，囫囵吃点东西，然后载着水果骑回高山。到了高山，通常已是下午三点左右，和父亲一起卖水果，卖完之后天就黑了。回家吃晚饭，要在晚上七点半之后，吃完就得睡，因为第二天凌晨两点，母亲就会坐在床前，不断地喊着推着正在酣睡的曹德旺，叫他起床。

直到现在，他的眼前都时常闪过母亲喊他起床的那一幕，一边喊一边抹着止不住的眼泪，“德旺，起床了。”

如此辛苦赚钱，一天下来，大概有3元左右的利润。

和水果相比较，烟丝的利润要高出很多。水果生意做了三四年，曹德旺的父亲又做起了烟丝生意。不到一年，父亲被当地的工商局抓了一个现行，烟丝被没收，“自行车也被牵了去”。

这一事件激发了曹德旺外出闯天下的决心。

他在逐渐长大，和父亲一起做生意的几年磨砺，也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他看来，父亲虽然聪明，也会做生意，但做的都是小本生意，而且政府不认可、不支持，根本没有前途可言。他还年轻，他不想重走父亲的老路。他认为，要想在这个世道安身立命，必须做政府允许做的事，当然，也要是能够赚更多钱的生意。

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曹德旺终于认识到那段艰苦岁月的真正价值。

他最初的经商理念，都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的很多人生感悟，也来自于父亲的启蒙。父亲常说，男人有没有本事，并不在于看了多少书，关键要看做了什么事，以及怎么做事。

他父亲对商业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对商业的定义。在他的父亲心中，做生意，成功的因素很多，但是一个人的道德与诚信，是成功的永恒基石。即便只是做小本生意，即便政府不认可、不支持，你也要正心正念；而如果是做大生意，如果有了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你更要正心正念，否则，你将一事无成。

父亲问过他：“做事要用心，有多少心就能办多少事。你数一数，有多少个心啊？”

“用心、真心、爱心、决心、专心、恒心、耐心、怜悯心……”他掰着手指，有那么多心吗？

“当然有。”父亲说，“但当你悟到爸爸讲的道理时，爸爸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以后我的确知道了。随着我事业的发展，我能数出来的心，已经不是一双手能够容得下的了。”很多年之后，曹德旺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心若菩提》中这样写道。

1968 年，曹德旺结婚了，他把妻子留在家里照顾母亲，开始自己独闯天下。

他种过白木耳，当过厨师，修过自行车，做过果苗销售员，尝遍底层生活艰辛。1976 年，他参与筹建福清市高山镇异型玻璃厂，当起了采购员。1983 年，他承包了这个濒临倒闭的小厂。1986 年，他开始涉足汽车维修玻璃，此后不久，他们用自己生产出来的汽车玻璃，打破了日本汽车玻璃对中国市场的垄断。1987 年，他建立了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

这个福建耀华汽车玻璃公司，就是福耀玻璃集团的前身。

再后来的故事，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了。福耀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玻璃生产供应商，曹德旺也成为了名震天下的玻璃大王。

他是不行贿的企业家，“没送过一盒月饼”；他是行大善的佛教徒，从 1983 年第一次捐款至今，累计个人捐款已超过 110 亿元人民币。2009 年，他从全球 43 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中脱颖而出，荣膺“安永全球企业家 2009 大奖”，成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个华人得主。2016 年，他获颁全球玻璃行业最高奖项——金凤凰奖，评委会称，“曹德旺带领的福耀集团改变了世界汽车玻璃行业的格局”。

他自己的总结是，“这辈子我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做一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玻璃。”

这两年，他多次呼吁减轻企业税负，引起社会诸多共鸣。当然，也有很多人断章取义曲解他的意思。但他似乎不太善于保护自己，对于减税这个问题，你若问，他还是会坦诚回答。

他胆子大、敢直言，这是出了名的。他认为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在他看来，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他是为了国家好去提的意见，而不是为了它不好去提意见，因此他也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当然也没有什么人敢来批评他。他也没有什么压力。

而我一直关心的是，这样一位潜心制造、笃定专一的企业家，他的发展观是如何塑造的？这样一位矜贫救厄、乐善好施的企业家，他的财富观是如何形成的？这样一个早早就体验到现实残酷的穷孩子，是什么支撑他没有迷失在对财富和权力的攫取当中？

曹德旺说：“要信他，要相信别人，要相信天的存在。你对谁都不相信，那么你的心肯定是非常丑恶的。如果你对谁都不相信，也必将一事无成。”

所以，我更愿意与大家分享曹德旺小时候所受到的家教。一个人最初的精神密码，一定来自于他眼睛里反射出来的世界。

在那个小商小贩还被视为犯罪的岁月里，他的父亲仍然教育他用心做事；在那个饭都吃不饱、衣服补丁要打到里三层外三层的岁月里，他的母亲仍然教育他“穷要穷得清，富要富得明”。

毫无疑问，他们在艰苦岁月里所抱持的人生观、价值观，对曹德旺的一生有着最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家教不是宗教，但在很多时候，它的法力可以胜过任何宗教。

那才是他真正的、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那其实是我们这个民族从未彻底熄灭过的精神的烛火。

而经商与种树一样，要做时间的朋友，要有恒心和耐心——这一来自日本布店老板的启蒙，经过两代人的传递，最终也汇入了灌溉福耀这颗大树的神秘涌泉。

2010 年，曹德旺捐资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2011 年 5 月 5 日，在河仁慈善基金会成立大会上，曹德旺先生与其妻子陈凤英女士，宣布向河仁慈善基金会捐赠所持福耀集团 3 亿股股权，总价值 35.49 亿元人民币。

河仁基金会的名称，正是来自曹德旺先生的父亲曹河仁。曹德旺说，这一名称中，蕴藏了“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深意。

1.人做好了，你做生意就好做了

问：面对当前的经济大环境，我看你似乎一点儿也不焦虑。你就没有什么抱怨？

曹德旺：那不会，反而现在有一种责任感。不管我们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不管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都和社会、和国家分不开，没有大家的支持和投入，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成材。所以，有什么可以焦虑的？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问：这个时代，都说“搞投资吃肉、搞实业喝汤”。这么多年来，你坚守在制造业，一以贯之，是什么力量支持你？

曹德旺：这个总之就是不忘初心吧。因为我自己能正确认识自己，我就是这块料。像去碰互联网、去做房地产，去忽悠人家，根本不是我的擅长。当然他们会成为大亨，会成为首富，那这个事情，是他们需要的事情。我认为我这个角色，在这个舞台上也有人看就可以了。

问：就没有人劝过你吗？你就从来没有动摇过吗？

曹德旺：那很多人劝过我。现在每天还有很多人给我发短信，动员我做这个，动员我做那个，我连理他都不理他。你看我手机上，今天还有人这么说。但是任凭你说的天花乱坠，说了也白说，我不会参与到你那里面。我做福耀这个事，不仅仅是为了钱来的。

问：有些人说，学佛的人应该放下俗务，寻求自在与逍遥。但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佛教徒与众不同的一面，或者说，我看到了一个佛教徒更积极的人生追求。你在积极做事，却又看淡财富。我一直很好奇，你的人生态度，究竟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在你看来，佛学是鼓励乐观还是鼓励悲观？

曹德旺：你问的这个问题，我修得不够深。从我个人的观点，它鼓励乐观，也鼓励悲观。慈悲慈悲，先悲后慈，首先要培养悲悯之心，能够有同情心、关爱心，那你如果对别人的灾难、别人的困难都麻木不仁的话，你做再多的事情，方向可能都是错的，那你怎么关爱人家？

我理解，佛教是教导我们怎么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就是要用退让的办法迁就社会。但是退让并不是不做事，看是用什么姿态做事，要看做事的目的。

我们中国的宗教文化大多数提倡上善若水，水是处在低洼处，处在最低处，但是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它做了不计其数的好事。它虽然是处在最低处，但多高的山它都可以爬上去，从山顶上过去。它可以承载万物，过长江、漂洋过海，那么多国际贸易都是通过它们进行的啊。我认为这不是一个鼓励悲观或者鼓励乐观的问题，佛教实际上是教你怎么做人，人做好了，你做生意就好做了。

实际上做生意不难，关键难在做人。你做人如果真正有同情心、真正有关爱心，能够把贪、嗔、痴、慢、疑这些都戒掉，不会和人家争风吃醋，自然就和社会不会有很大的矛盾了，你所做的事情，才可能是真正的善业。

问：你说你是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但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学习和不断提高的过程，你的影响资源主要来自哪里？来自佛教还是圣贤经典？

曹德旺：应该都有，还有更多来自于社会。我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但又很喜欢读书，又很喜欢钻牛角尖。因此，后来是甩开科班那条路，自己去学的。因此，学的东西很杂，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你问我哪一派，我不知道。

问：说到读书，我记得你好像说过，83、84 年的时候是你读书最多的时候。

曹德旺：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小时候辍学，仍然想读书，怎么办？我就捡哥哥读过的书念，边放牛边捡柴禾边自学。看不懂的字就问哥哥，哥哥不在身边时，就用字典和《辞海》查找。那时候一本字典 8 角钱，一本《辞海》3 块钱，是割了三年多的马草才攒够了钱买下的。

读书最多的时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的日子很好过，有好几万块钱，那时候几万块钱多牛逼。再加上那时候国家放松控制，可以借到书、买到书了。到了 78、79 年的时候，那时候什么书都有了。76 年刚打倒“四人帮”，77 年我就可以借到《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样的书。一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看各种书籍，并有一个怪癖，到我家千万别向我借书或要书，再好的朋友我也不会给，有点爱书如命。

问：那时思想解放刚刚开始，一个启蒙时代刚刚开始。

曹德旺：对，那时候刚好又有时间，当采购员，不是很大的任务，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整天没有事情做，反正就是读。

问：我与牟其中先生有过不多的交流，他是中国企业史上很耐人寻味的人物。我很佩服他，也很同情他，那么多年他一直充满着冒险的激情，渴望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主张，在监狱里也没有停下思考与写作。但我觉得，他的最终结局，与他的思想资源是有关系的。很大程度上，牟其中是被某种浪漫主义和激进主义给害苦了。

曹德旺：这就是他没有学佛的结果。佛要灭我，提倡无我。无我怎么讲呢？第一个无我就是观法无我，天下任何方法，任何法律法规，都是因为发生了某件事情才设定的。它是去治理那些前面的东西。办法的法、法律的法，都是。但是任何事物的形成，有它各方面的因素、要素。它不是单独的事件。

因此解决问题不能够用“我曾经见过”，你见过，但你那个事情和这个事情是不一样的。表面上好像很相似，但是内在和外在的很多东西——比如人的因素、环境因素——各方面分析起来，肯定是不一样的。

因此，你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那肯定有问题。因此佛说观法无我，法无本尊，法没有固定的方式，各有各的法，法是因缘而生，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才产生出来的。

缘尽法灭，这个事情解决了法就灭掉了。因此《金刚经》上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它就像闪电一样，闪了过去你抓不到它的。观法无我是这样来理解的。而如果自己先入为主，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根本谁说都拉不动，这是一种执念障，是一切痛苦的根源，这个是要破除的。

牟其中可以理解。他当初被抓，是时代的事情。我分析了他的案例，他刚开始是换了一条飞机回来，让他赚了一笔钱，后来他做大了，就去申请开信用证，银行给他开，他信用证贴现又拿去贷款做了生意。当时他弄了这个事情，但是判得太重。

按照国际法，他这样做等于是欺骗银行，他信用证不能拿去贴现。这一点有错，但在香港是不判刑的，因为你银行有责任。你银行为什么要开给他呢？你不是有规定吗？贷前审查，贷后检查，贷中调查，这些事有没有做过呢？你知不知道信用证业务开出去，信用证和发现金是一回事，你贷款需要他担保，信用证为什么不叫他拿抵押物来抵押？这是你的失误，不是他的失误。

2.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把小微企业保护起来

问：前段时间，因为谈到中美税负比较，你成了这个国家的大明星。不久前一次活动上，你也谈及税负问题，你建议大企业不要减，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因为小微企业借不到钱。这是“舍己救人”的言论啊。因为我就是小微企业。你是一个慈善家，但我觉得，你敢于说这样的话，这是你做的最大的慈善。你这样为民营企业、为小微企业呼吁，会不会得罪一些利益集团？有没有人批评你？

曹德旺：公开批评的不敢。应该说对税的问题，首先高层非常重视。财政部、国税局，都是部长级的，也跟我开了好几次会议。那现在有一些问题，是什么问题呢？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对税的依赖度还是比较大的。那么如果说把增值税取消了，就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财源。这我们也可以理解，我就跟他讲，你没有钱那也没有关系，你不要讲免税，不要讲给我们减税，你要减也不要给大企业减，直接把小微企业的税免了，把小微企业保护起来。

为什么我建议不要收小微企业的税？因为第一你收税也收不了多少钱，第二个，这个企业你叫它缴税的话，它要去做缴税的文件，要接受税警的检查，完蛋，这个费用比它缴的税还大，那些税警会敲诈它，要它请客吃饭送红包，有这些事情。再加上呢，你叫税警去收也会有成本，要占用人力，要租车，你收 100 块税，费用要被吃掉 50 块。不如我不要，直接给你小微企业，不许税警登门去查他。这样他就得到许多好处，来抵消他的贷款利率。

因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我们应该跟国家讲，这样处理结果会更好一点。他没有去算，算了以后才知道税务所那些根本就没有什么税收。你知道，小微企业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没有小微企业，它就肯定完蛋，美国、欧洲它们小微企业占GDP总量的 80%以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小微企业。

问：就是说你不会有什么压力。

曹德旺：不会，官方对我是相信的，我相信大部分中国人也很尊重我。

问：我发现很多企业家是没有安全感的，你呢？

曹德旺：那我不会。我从承包第一天，他们就劝我离开，说赚了钱就要跑，我说那是小偷做的事情。因为我认为，我今年 72 岁了，我从小孩子到现在，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社会的事情，对国家更不要讲了。我提倡的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必须做到敬天爱人，不犯天条，不犯众怒，这是你必须坚持的底线。你说我不行，什么地方不行？你排出来，是我的错，我就改，我给你道歉。我也不会跑，我能跑到哪里去？

4.中国其实很少企业家

问：商业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石。所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一个尊重企业家的文化。但是我们这里，实现这一目标好像还很遥远。就说社会层面，人人都想赚钱，但是大家对富人并不太友好。你看我们很多电视剧、电影中商人的形象，不是涉黑，就是权贵的帮凶，企业家的正向价值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认可。当然，这里面也有企业家自身的责任。面对这种充满焦虑和戾气的局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曹德旺：首先我跟你讲，这要从中国历史讲起，我们有五千年的文明，上下各两千五百年。

第一阶段我们国家的体制是奴隶制的社会，后来商鞅变法、前秦崛起以后，结束了奴隶制，变中国为封建专制社会。应该说秦对中国文明是有一定贡献的，特别是商鞅变法的推动。秦之后是汉，汉是刘邦建立的。刘邦其实对中国做的事情不文明。刘邦当初去问计张良怎么治国，张良说，你哪里来的那么多钱跟秦国打？刘邦想了一下说，我是做生意赚的钱。张良问，那你告诉我，什么事情最赚钱？盐、铁、丝绢、茶叶最赚钱。

你知道国营企业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汉开始。张良就把这些最赚钱的生意划归国营。后面他又出台一个政策，重新定位士农工商，工商业主定在最后。那怎么定在最后？排名总有前后，字面上排在后面本来也没有问题。他却莫名其妙，规定工商业主和妓女、罪犯同入一籍，不能进仕。他就是要消灭工商业主，消灭民营经济。

汉是这个体制，几百年延续下来，到隋唐元明清，基本上都继承下他的这一套，到今天两千多年。所以说这种重农轻商的文化是有根源的。

到了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以后，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还让我们民营企业家上去当一下，我和他们讲，你要很满足了，如果按照古代的做法，我们这些人永远不能进仕，你说你有什么好说道？这也是我们落后的一个根源，但是要想改变这个现状，我跟你讲，两千多年的习惯要彻底扭转的话，我相信要有几百年的时间，不是一代两代人能够解决的，没有那么容易。

因此一些人对企业家做的事情不理解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也跟你讲，中国其实很少企业家。电视剧里说企业家与官员勾结等等，也确实是和牛毛一样，也是客观存在。为什么我宁可去玩也什么都不做？因为我做会把名誉做坏掉。我就做汽车玻璃，它在手上我会做到底，其他我什么事情都不再做。

问：你的创业历程基本与改革开放同步。对你个人而言，你创建了福耀，也得到了理应得到的财富与荣誉。从整个国家来看，改革开放也是成就巨大。但我们肯定也有很多不足与失误。你怎么看这四十年？你认为未来我们还应该付出怎样的努力？

曹德旺：40年前的中国，要什么都是凭票，粮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豆制品票，等等等等。如果你要一部汽车，那要动很多脑筋，个人不能买的，单位买也需要各项指标。那么这 40 年呢，虽然是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其实到了 1995 年才彻底结束买东西凭票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就从 95 年开始算起，到今年 23 年。

23年，我们从一无所有的国家变成现在什么都过剩的国家，中国人当然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自豪、感到骄傲。但是我们付出的代价，比我们取得的成就可能还要大。为什么？

我们反省思过，很多土地污染了，很多河流污染了，现在去整治，我不知道把以前赚到的钱都拿来治理够不够，这是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人文文化破坏很严重，大家都是短平快，什么都是钱，全民一切向钱看，没有人再去关心这个国家如何才能健康发展，没有人再去关心如何让我们的精神世界更富足，有的就是满大街的假话、空话。我们丢失的是真正价值不可估量的东西。

问：假话、大话、空话其实不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啊。

曹德旺：主要是这一段历史培养了中国人不讲真话、多讲假话。

问：这个话题太沉重了，说个轻松点的话题吧。有一个朋友托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把你和段永平、任正非、张瑞敏、董明珠这些人放在一起华山论剑，谁的武功最高？他认为，在这个脱实向虚的时代，这些人是我们国家最稀缺的一批人，都坚守在制造业的第一线，你怎么评价他们？

曹德旺：我认为这些人对国家都有一定的贡献，都很有水平。但我不仅仅佩服这些人。我还很佩服马云，马云的口才就非常好。我也很佩服王健林，虽然王健林做的东西我并不是都欣赏，但是他的那些万达城就做得不错，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盖那么多酒店，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有才的人。至于他做的对不对，你们来评价，我就不评价了。

像董明珠当董事长，短时间内可以把格力做那么大，我认为这个女人实在太厉害了。我的特点就是对谁都崇拜，我认为每个人都有优点值得我们去学习。（文章来源：boss商道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