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AI教父”李开复在美国不是家喻户晓，但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暑假李开复是美国科技媒体圈的“摇滚巨星”，他在美国从西岸到东岸展开旋风式路演，推广新书《AI强国：中国、硅谷与新世界秩序》。过去三个月来，每隔一两天我便收到一个关于他的签书会、见面会、演说的邀请函。等到 9月25日我在纽约新书上架见面会中见到他的时候，首版已经售罄，他也已经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人工智能的真正威胁”和“中国可以在人工智能方面教导美国”两篇书摘（7月24日和9月22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人工智能革命的人性指望”（9月14日），及在TED泰德演讲“人工智能如何能够拯救我们的人性”（8月13日）。
这些密集的推书活动，在中美贸易战火对峙激烈的氛围中，一方面像是对于美国的“警世通言”，另外一方面又像是为中国的政策辩解。在此之前，中美之间人工智能的较劲儿已经在过去两年得到中美媒体广泛的注意，但是许多学者仍然认为中国人有一段超赶的距离，尤其中国的发展偏重在应用方面，对于基础科学不够深耕。
《AI强国》的官网对这本书的自我描述为：“一部分是科幻小说，一部分是国际惊悚片，一部分是鼓舞人心的自传。” 李开复的见解最亮眼的地方是，借着他接近40年来结合研究专家、商业领导、风投先驱的多重身份，跨越美国和中国的学术训练和商业实战经验所带来的“权威式”独特视角，他认为中国看似短板的生态环境，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反而是它的长项。
但是李开复不像某些所谓“厉害体”的国内学者，以政治导向评判“实力”。《AI强国》是我这两年来看的十几本关于人工智能以及中美科技产业现况的英文书中，对于科技和商业应用分析脉络最清晰的专著。这本类似“先知”的“传道书”有一个贯穿的主题提问：在中美的人工智能竞赛中，谁会赢？看看这本书的封面，从设计跟颜色上呼应了红黄相间的五星旗，是否暗示了他的结论？
凭什么李开复认为中国AI产业，甚至科技产业，已经超越模仿的旧模式？并且中国的AI产业五年内在某些领域将赶上，甚至超越美国？美国对于中国科技野心的种种防范措施会不会对于中国AI的进程造成阻力？
李开复认为中国的“伴侣号时刻”是在2016年 3月，当阿尔法围棋（AlphaGo）与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进行人机大战，以4比1的总比分获胜。“伴侣号”是苏联在1957年发射的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直接催生了美国和苏联的航天技术竞赛。
阿尔法围棋虽然由谷歌旗下的DeepMind公司所研发，它在中国引起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震撼。2017年5月在乌镇围棋峰会上，阿尔法围棋与当时排名世界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3比0的总比分获胜。
中国的AI“伴侣号时刻”的震撼结果是，从2016年到2017年之间，中国风投界向人工智能初创公司投入了创纪录的资金，占全球所有AI风险投资的48％，首次超过美国。
在李开复看来，美国科技公司之间的竞争虽然激烈，却不像在中国的“血搏战”，美国公司通常不屑于模仿其他公司，所以当 Instagram占领了它的领域时，竞争对手说：“哦，我该做别的事。我不想做你做的事情。” 反之，在中国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当创业者看到一个想法时，他们会带着一种模仿心态，但是目标不是复制硅谷，而是复制任何国家开发的任何有用的功能。
这导致了与硅谷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它迫使中国初创企业为了建立商业壁垒而承担极大的风险，打造极其复杂的“护城河”，以保持竞争优势，从而长期保护利润和市场份额。正是这种“不胜即亡”的竞争，与丰富的资本和庞大的网络化消费者基础相结合，推动了中国在商业技术方面的崛起。这值得美国企业研究。
李开复见证了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轨迹，也站在未来规划的前沿，今年2月，北京前沿国际人工智能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李开复就任研究院首任院长，当时他在演说中指出，研究院的首要任务是推进产学研结合，把北京打造成为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人才中心。
北京政府于2017年12月出台了《加快科技创新培育人工智能产业的指导意见》，制定北京人工智能发展时间表：到2020年，新一代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部分关键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并形成若干重大原创基础理论和前沿技术标志性成果。这个策略呼应了国务院在2015年7月出台《关于积极推动“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培育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并将人工智能列为11项重点行动之一。从2016年起，陆续有《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等多个国家政策出台。
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神奇崛起”仅用了两年时间，李开复主持的创新工场在今年初募集了10亿美元的第四只基金。创新工场在其投资组合中有五家人工智能公司已是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
李开复认为美国科技界对于中国AI产业的低估，主要来自把科技的进展当成“发现的时代”，但是AI代表的新典范是“执行的时代”，在这个世界里，大量AI工程师的数量，比起少数顶尖研发者的质量更为重要。中国的“斗牛士”草创企业生态系统，训练了一批世界上最有街头急智的创业者，而中国的普及网络创造了世界上最丰富的数据系统。他就人工智能的四波浪潮分别分析中美的优劣势：
第一波是互联网浪潮开始于15年前，在2012年后进入主流，大底是利用互联网搜集的海量数据，而针对受众群的个体性推送产品及内容。此中高手如今日头条已经超过美国的BuzzFeed，中国的网民比美国和欧洲加起来还多，而这些用户可以一根手指点击付费购买内容和O2O线上到线下平台的产品。目前在这个领域中国和美国50-50平分秋色，但是李再复预测五年后中国将以60-40胜过美国。
第二波浪潮是商业AI，把已有的数据拿来标签优化，让人工智能模型提升传统的产业，包括金融业、银行、保险、医疗业、生物科学、教育、政务等方面。在第二波浪潮里，因为美国产业相对成熟，在这些领域里的数据标签和收集已成气候，AI优化组合的效应强大，目前在这个领域以90-10的距离领先中国，但是五年后这个优势将降低到70-30。
第三波浪潮是感官AI，如生物体质识别，视觉识别和声音识别，捕捉过去从来没有的数据，从里面探索前所未有的新应用，比如人脸识别让工作更有效率；更多的摄像头的机场和火车站，可以确保安全；零售领域对线下的用户实现如线上一样的个性化的认知等功能等等。这些功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的日常环境，使得数据世界和实体世界之间的界限模糊，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以60-40领先美国，未来五年将以80-20更具优势。
第四波自动化的AI，这个领域的AI不只是能看能听，能分析大数据，也能动。在工业4.0时代商业的应用、无人驾驶等领域会有更多的领域。美国目前以90-10领先中国，但是五年后美国和中国各将以50-50各领风骚，而中国在无人机方面将超前。
对于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潜力，李开复表示，未来将是美国与中国的世界：美国虽然目前在技术领域领先，但中国将利用其在数据、企业文化、人才教育培训和政府政策支持，以追赶甚至超越前者。中国领跑AI的要素有哪些？
首先是数据量，因为数据量越大就越能训练好的人工智能，它们才会越来越智能。“数据是人工智能的推进剂”，形成彼此加强的良性循环：“更多的数据能造出更好的产品，获得更多用户，赚到更多利润；这样一来，你就能雇佣更多科学家，购买更多设备，并获得更多数据。” 李开复表示，就手机用户的数字而言，中国的数据是美国的三倍不止。中国人在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的频率要比美国人高出50倍，中国的外卖配送量超出美国10倍之多。
西方分析师经常指出中国人口规模庞大（拥有11亿移动互联网设备），并声称宽松的隐私法允许免费提供用户数据。但是李再复认为中国的核心数据优势不仅在于“广度”（用户数量）和“获取”（用户贡献的数据量），还在于纪录每个用户真实活动轨迹的数据“深度” 。
其次是大量的工科毕业生，工程和数学是中国大学的强项。虽然中国与美国在AI顶级人才上仍有差距，但中国正迎头赶上，近年来 AI学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优质论文中的华人比例达42.8%。在“执行的时代”，壮观的AI工程师队伍相形重要。
关于AI竞争激烈的商业生态系统，李开复认为中国的优势往往被西方分析师误认为是中国技术主要建立在知识产权盗窃的基础之上。这种误解反映了文化态度与完全合法的复制形式的差异：模仿成功的商业模式然后加以调整。
在硅谷，模仿其他公司的商业模式或特征带来很大的耻辱感。这样做违反了与史蒂夫?乔布斯等创新者所标榜的“不同思考”的精神。结果是开拓者经常长期不受挑战，造成未能充分探索或利用他们所有技术的可能性。
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对模仿有效的前例几乎没有疑虑。一旦一个概念被证明具有吸引力，数十个甚至数百个其他公司涌入该行业，掀起了一场凶猛的生存斗争。结果类似于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所有公司都从家族树的同一分支开始，但他们在产品或商业模式中进行突变以获得优势。那些经过调整的产品可以很好地生存和发展的公司，而适应缓慢的企业则会消亡。
对于中国政府支持AI的问题，在美国盛行的故事版本是，中国中央政府挑选龙头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然后保护他们免受外国竞争。但是李开复认为这个诠释误导了西方对于中国官方支持的本质和体现的了解。中国模式不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订单或无限的补贴，它的基础是鼓励省市级的官员进行所在地区的变革，以便私营AI公司可以开发实用的产品。
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对于海外拓展采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这将使得AI应用俨然形成两个不相为谋的“平行宇宙”：美国企业习惯使用基于所有权和控制权“全平台”的方法，在世界各地推行已经受到美国用户接受的产品模式，在海外在地的“本土化”远远不够，但美国的AI典范将主导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而中国企业在国际扩张时追求与当地企业的伙伴关系，建立在当地的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技术，遍及东南亚、印尼、非洲和某种程度上的南美洲。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平行宇宙”将成长为覆盖全世界的两极AI强权。
德国汉堡大学信息学系教授张建伟（德国汉堡科学院院士, 中德跨学科联合研究中心TRR169“跨模态学习”主任）虽然还没有机会读《AI强国》，他认为在中美人工智能对比的不同观点中，李开复的看法“显然是最乐观的”：“人工智能有多种多样具有长期挑战的待解题目，远不止局限于深度学习算法。在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的专家和创业者，多数都会对美国和欧洲的同行们保持有很高的尊敬度。例如，多数人认为，美国的人工智能理论、基础算法、芯片、自然语言处理等方面的优势是突出的。亦还例如，在人工智能和控制过程、实体硬件的结合方面，比如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康复医疗设备等领域的AI落地，欧洲也颇有特色。”
我问李开复：中美贸易战所引起的争执中，美国打算对于中国在美国高科技风投加以限制，这是不是已经在跨境投资上形成心理上的障碍？同时会不会对于中国AI的进程造成阻力？李开复认为这个威胁还没有完全具体化，因为尚未有明确的法规条文，有些美国的初创企业可能会对拿到中国来的资金感到犹豫，但风投界和科技圈还在等待具体的发展才能评估长期的影响。他认为中国的AI产业快车已经驶离车站，矩阵已成气候，在平行的宇宙世界里，不会因为美国阻遏而推迟。
李开复也认为打压中国来的STEM科技留学生不合情理，虽然会减少拿到美国科技博士的中国留学生人数，但是长期来说，美国的科技优势也会受损，因为美国向来科技的优势是建立在由于高等教育吸引来全球的精英，“超过人口比例的高智商人才”。在未来的科技世界里，跨国际的视野非常重要，美国事实上处于劣势，中国企业学习的目标不止于中国，它们同样关切美国的发展，而美国企业对于中国发展的漠视等于自盲于半个地球的进程。
而张建伟认为：“中美贸易争端，最终集中在对人才交流的影响。这种影响将多大范围、多长时间的持续下去，还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和交流，还有很多的变数。当今美国对中国科技人员在美学习科研、对人工智能公司投资及并购方面的部分限制，会减缓双方在这方面技术和人才交流的速度。但是长远来讲，重要的最终还是在整个国力和经济实业的水平，以及人才成长、市场需求、应用场景、产品落地等生态环境的多种因素，决定哪里更利于研究和创业的发展。”
我认为在李开复对于中国AI产业的乐观预期背后，有一个中国正在面临的拐点挑战：科技的创新和商业运用可以完全独立于法治的强弱吗？经济改革可以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吗？这些不只是美国贸易战的延伸影响对中国AI科技的挑战，而是中国本身改革开放必须面对的问题。
同时，如果在AI的世界里，中上技术人才大量的“体量”，比诺贝尔级别顶尖人才的“品质”重要，这会不会鼓励中国既有的急功近利的文化，使科技研发和商业文化更追求短期的超赶？
在张建伟看来，“如果要继续保持现在快速发展的势头的话，中国十年内在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核心算法等方面，应该有持续的各方面投入，成为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前沿开拓者之一。中国在人工智能的人才和基础方面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包括在中小学人工智能进入课堂，一批高水平大学成立人工智能学院或研究院。中国人工智能高端人才的培养，需要耐心和时间，也需要整个基础科学的发展、创新体制的改进和优化、以及与国际的高度接轨。未来中国将会越来越重视基础研究，努力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研究--技术--应用密切合作，对跨学科、新工科人才的专门培养。”（文章来源：FT中文网； 文章作者：刘裘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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