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特稿】不能简单照搬当年美日、美苏、美德之斗的形势来分析今天的中美之争，无论中国今天的经济政治格局、时代背景，还是中美利益交融及相互了解程度，都与前者根本不同。在中美关系上，需要精准把握当下特朗普所代表的、在美国占主流的草根派的根本诉求，即美国国内的经济社会重振，中美贸易谈判要有助于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换取他们接受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势。
中国作为如此巨大的文明古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绝非美国所赐，尽管中美真诚合作是助力器。对于中国，做好自己是根本。
当下需要放弃以出口补内需、市场换技术的旧思路，从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中总结新思路——
一是地方政府、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的激励必须调整到位；
二是教育、医疗、养老等重大社会问题不能简单推给市场，政府的责任不能缺位；
三是必须保持对外开放、虚心学习的良好心态，虚心学习美国人的法治精神、日本人的精细管理、德国人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及英国人的战略思维。做到这些，中国的国运必然持续向上。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在中国的舆论场上，尤其是互联网自媒体市场上，有一种声音引发了很大的反响，那就是：美国人翻脸了，中国的国运完了。其基本逻辑是，中国过去一段时间过于高调，在不同的场合宣传强调中国的强大，民众心浮气躁，这让美国认识到了中国的战略意图和潜在竞争力，为避免自己的地位被取代，决定以中国为敌。反观历史上与美国为敌的日本、前苏联和德国，无一幸免，除非缴械投降，中国国运必然逆转。
果真如此吗？
1、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苏德
首先，我们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苏联和德国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先看看今日的中国与当年的日本。以人均GDP衡量，当年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美国的80%左右，而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仅为美国的23%。作为赶超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远比当年的日本大得多。而当年日本经济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按照对美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比例来算，远高于今天的中国经济（1990年日本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30%左右，而2016年中国对美出口仅占总出口的18%）；按照贸易差额占总差额的比例来算，日本更是远高于今天的中国（1990年日美贸易顺差占日本总贸易顺差的70%以上，而2016年中美贸易顺差占中国总贸易顺差不到50%）。更重要的是，日本在军事、政治乃至整个体制上是完全依赖于美国的。日本的安全仰赖于两国的安保协议和驻日美军；日本战后的宪法，就是美军占领日本时军方律师所起草的。被美国人扯住命根子的日本人不可能据理力争，而只能按照美国人指出的路线硬性调整，因此步入了“失落的20年”。尽管这20多年的低增长过程中，日本民众的实际生活似乎并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糟，但不可否认，日本并没有延续当年全面赶超美国的态势，如今日本已经不再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美国看得上的竞争对手。
今天中国与美苏争霸时期的苏联又完全不同。中国国内社会经济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思维深入人心，民营经济规模远远大于国有经济，而当时苏联的社会经济体系单一僵化，几乎没有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空间。今天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远不是当年苏联可比。而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包括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勇担海运护航和联合国维稳等国际责任、力挺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组织运行、尊重各国现有政权、不玩政变和傀儡游戏。相反，美苏之争时，苏联的战略目标是输出革命、颠覆不合意之外国政权。美苏意识形态几乎完全对立，水火不容。
今天的中国与美德竞争时的德国也完全不同。当年的德国是在旧的帝国思维支配之下马力全开，其基本思路就是通过一两场战争扩大版图，从而获取自己的长期利益。这个时代，总体上讲已经过去了。以色列作家、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今日简史》中明确说过，当今世界总体上讲，包括美国政府在内，已经放弃通过一两场战争来获得民族利益和国家发展的战略。比如虽然以色列在军事上完全有能力消灭或兼并周边国家，但是这么做，对其而言并没有好处，反而会招致祸端。俄罗斯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并不是例外，俄罗斯并非简单述诸于武力、强取强夺克里米亚，美欧更没有针锋相对、以武制武。
特别需要看到的是，当今中美之间的经济、社会、人文方面的联系，远远超过当年的美日和美苏。当年日本极少有美国的大公司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日本投资总额平均每年不到1%。而今天中国是美国几乎所有大公司的第一大市场，或者是第一大投资国。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远多于当年日本在美国读书的学生。中美之间的利益交融程度以及相互了解程度，远超当年的美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中国政府中在美国工作或学习过的决策者不在少数，这在当年以及今天日本政府的决策层中极为少见，笔者长期观察，日本财政部与央行在美国留过学的人员非常少。因此，绝对不能把当年美日之争、美苏之争、美德之争的格局和结果简单照搬，用于分析今天的中美之争，而必须实事求是。
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中国绝不是当年的日苏德，绝不会重蹈覆辙！
2、美国的国内格局与特朗普的根本诉求
其次，我们必须精准把握美方的诉求和美国的国内格局， 尤其是在政治上占上风的特朗普所代表的草根派的根本诉求。
事实上，尽管中美贸易关系如此紧张，如果我们打开《纽约时报》，会发现每一天三四十篇重点报道中，谈论中美关系包括中美贸易的文章，顶多只有很有限的一两篇，而每周许多天根本没有中国报道。《纽约时报》已经是美国非常国际化的报纸，其他的媒体更是如此，包括电视和互联网。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而言，他们最关心的是国内政治问题，美国民众对中美关系的关心程度远远低于国内事务。美国人常说， all politics are local， 即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就是这个道理。
为什么会这样？美国国内政治到底发生了什么？笔者之前写过一些文章，核心观点是：美国政界当前的基本矛盾是精英派和草根派之间的矛盾，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草根派占了上风。草根派的根本诉求是重振美国经济和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典型代表就是底特律这个曾经辉煌、如今衰败的城市。而美国精英派的诉求更加侧重国际大局、意识形态，这与特朗普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但是精英派对中国也有不满，他们主要担心中国的强大会搅乱美国精心营造起来的国际秩序。这两派人的共同点，就是矛头直指中国，竞相显示对中国的强硬。
当前草根派明显占上风。最近几周，特朗普的私人律师和前任竞选委员会主席等人物纷纷陷入法律困境，大有与美国司法部门合作指控特朗普的态势，美国媒体和精英人士欢呼雀跃，认为特朗普颓势来临。但是，特朗普的公众支持率依然居高不下，民众不买精英和媒体的账！如果今天重新来一次美国大选，特朗普几乎没有悬念，还会当选。这明白地说明，今天美国政治的主流是草根派，而非媒体和媒体大咖所代表的精英。草根派本质上并不关心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关心中国的国际作用，根本不知道“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对外宣传，他们关心的就是美国本土蓝领阶层的就业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他们要恢复的就是美国过去的光荣孤立时期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他们矛头最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并不认同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新移民，中国在他们的政治体系里面仅仅是一个外部矛盾，并非不可调和。
有这个判断之后，我们的政策就是要精准地把握美国草根派的诉求，例如，想方设法积极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帮助草根派解决经济病痛，包括积极扩大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的规模，重振底特律这类长期衰败地区的经济，以此换得他们接受中国崛起的历史大势。应该说，中国政府与特朗普总统是有明显合作空间的。当然，特朗普政府内部也有五角大楼所代表的鹰派，必须严加提防。
3、做好自己，三件大事必须搞对
最重要的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作为如此巨大的文明古国，过去40年的快速发展，绝非美国所赐，尽管中美真诚合作是助力器。对于中国而言，做好自己是根本。
中美贸易摩擦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发展，旧思路已经行不通了，旧的思路是靠出口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是靠吸引外资、让外资带来新的技术，这些思路在当前中美关系大格局下，已经是“此路不通”了，必须要有新的思路。
怎样有新的思路呢？那就要回归改革开放最基本的经验，做好自己的功课。三件大事必须搞对。
首先，重拾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当前的问题是激励机制不畅，尤其是地方官员受约束很多，在经济问题上授权远远不足，巡视、监督、问责有余，正面激励不足，束手束脚，忙于学习文件。学文件学不出改革，实践和创新是真正的改革。我们应该恢复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勇于探索、大胆创新改革、帮着企业谋发展的态势；同时也要给民营企业家明确的产权保护，明确的与国企、外企一视同仁的待遇；国有企业必须产权多元化，对管理者要有明确的授权，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让国有企业真正作为面向市场的企业而不是面向上级的政府部门，落实国家“管资本，不管经营”的基本原则。
第二，社会层面的重大问题，包括教育、医疗、养老，不能完全推给市场，政府责任不可缺位。当前中国很多矛盾，已经不是简单的经济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问题。这些矛盾，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政府责任不可缺位，必须精准地用公共管理政策与市场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例如人口问题，需要从现在开始，完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适当地鼓励生育，但是需要非常精准而柔性的公共政策。再比如教育问题，必须要强调义务教育阶段的政府主导，不能盲目引入民间资本。民间资本必然是以盈利为导向的，盈利为导向的基础教育必然是追求短期功效，这就会扭曲义务教育的目标：义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公平发展，所有受教育者都有同样的机会。高等教育也要强调长期的素质发展，而不是短期的学位获取。在养老问题上，必须要彻底改造现在的养老退休制度，增加养老退休的灵活性，同时辅之以各种各样的养老退休计划。
第三，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要更加强调对外开放、虚心学习的心态。对外开放的本质是学习，而不是简单的获得市场、资金或者技术。政府、企业、民众认真地学习一切外国的有益实践，这是经济进步、社会发展的根本。
首先要认真虚心地学习美国人的法治精神。法治精神是美国最宝贵的特点。在美国，任何重大事件发生后，最终都会在法律层面寻求解决，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被认为是最终解决方案。这次美国草根派与精英派之争，双方都在法治层面上寻求解决，这方面中国必须学习，要把法治打造成凝聚力的根本点。小到拆迁，大到国家政策，争议止于法院判决，这是我们最该向美国学习的地方。
另外，我们要学习日本人精细管理的精神。虽然日本的企业和政府在战略层面上屡屡犯错，但精细管理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其水平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这一点我们的企业和全体国民必须认真学习。
我们也要学习德国人精准调控市场经济的方法。德国人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都有非常成功的精准调控制度。德国为什么要精准调控市场经济呢？这是因为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之间的魏玛共和国时期尝到了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的苦头，二战之后他们认真总结那段时间的经验，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直到今天，德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都没有出现重大危机——相反，德国的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的发展如日中天。
同时，我们还要认真学习英国人的战略思维。过去500年以来，英国人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基本没有犯过错误，英国在跟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等国的战略竞争中，每次都能胜出。英国人善于顺应历史潮流而动，例如，英国当年撤出各个殖民地，都是相对平和的。如今英国人看好中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提出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积极地参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近，英国提出，退欧以后首先要和中国谈自由贸易协定。在英国人的眼神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持续向上的信心。过去500年，英国人对历史大势的判断从未失误，而今天他们在以实际行动选择中国，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国运还没有自信心吗？（来源：新财富杂志 作者：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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