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分析】2018年，A股全年蒸发14万亿，而楼市全年卖了14万亿，也许不仅是巧合，2019买房or买股？对此，博览财经注意到，多家大投行表示，虽然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但基于A股估值“非常、非常诱人”，中国股市是亚洲最佳的投资选择之一。
资本市场并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经济“增质”的稳步提升才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之基。富达国际指出，虽然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但基于A股估值“非常、非常诱人”，中国股市是亚洲最佳的投资选择之一。至于看好A股的原因，富达表示，中国近期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减税、降准等）提高了A股的吸引力，加之A股去年已经深跌约30%，当前股市估值反而造就吸纳机会。具体行业方面，富达国际表示看好新经济、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其他选择还包括部分旧经济股，主要是看好其价值和收益潜力。鉴于当前股市估值已接近底部区域水平、估值调整明显快于盈利周期，明年上行空间大于下行空间，若政策支持力度能出现有力拐点，2019年中国股市有望走出底部。
就在有关方面不断表示“放宽市场交易的约束性限制，提升市场活力”之后，市场的利好政策频现——
◆利好！纾困A股流动性，股权质押违约可展期3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关于防范化解上市公司股票质押风险的相关要求，鼓励和帮助市场主体主动化解风险，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沪深交易所于2019年1月18日发布了《关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相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并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
具体来看，两个方面具体措施分别是，第一明确融入方违约且确需延期以纾解其信用风险时，若累计回购期限已满或将满3年，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延期后累计的回购期限可以超过3年；第二是明确旨在解决合约违约而新增交易的特别安排，对于新增股票质押回购融入资金全部用于偿还违约合约债务的，可不适用现行股票质押回购业务办法关于单一融出方及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上限、资管计划不得作为融出方参与涉及业绩承诺股票质押回购限制及质押率上限等条款。
据统计，目前两市股票质押市值20010亿，而新监管政策关于市场风险纾困。
◆陆股通净买入额又创近一个半月新高！新基建成北上资金扫货新宠
近日A股市场一改2018年12月的颓势，总体出现显著上涨。进入2019年以来，代表北上资金的陆股通对A股总体呈现持续净买入，而18日陆股通净买入金额达到84.21亿元，创下2019年以来新高，也是最近一个半月新高。18日陆股通净买入84.21亿元，刷新近一个半月新高！年内持续“买买买”
值得注意的是，北上资金本周再现大额净流入，5天超170亿元扫货A股，尤其是周五净买入超84亿元、为2个多月来单周新高据记者注意到，北上资金本周重点扫货对象有一定轮动，新基建公司成为新宠。
北上资金周五净买入A股高达84.21亿元，而全周除了周一为净流出，其余均较大额净流入，本周合计净买入170.30亿元，刷新上周的2个月来单周最高纪录。北上资金近日持续大手笔买入A股的同时，A股本周继续反弹，尤其是沪指周涨1.65%，涨幅明显高于创业板指的0.63%。
Wind统计显示，以有统计数据的1月17日北上资金持股对比1月11日情况，北上资金明显偏爱蓝筹股，增持数量靠前公司以基建、大消费等龙头和金融股为主。
富达认为，虽然中国经济放缓，包括减税、降准等刺激政策提高A股吸引力，加之当前A股估值非常诱人，中国股市是亚洲最佳的投资选择之一，其中尤其看好新经济、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
富达国际指出，虽然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放缓，但基于A股估值“非常、非常诱人”，中国股市是亚洲最佳的投资选择之一。
至于看好A股的原因，富达表示，中国近期刺激经济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减税、降准等）提高了A股的吸引力，加之A股去年已经深跌约30%，当前股市估值反而造就吸纳机会。
具体行业方面，富达国际表示看好新经济、消费和医疗保健行业，其他选择还包括部分旧经济股，主要是看好其价值和收益潜力。
多家外资大行近期都纷纷发表看好A股的言论。
A股被纳入国际指数是外资行看好A股的一个原因。富时罗素全球CEO麦思平日前表示，随着今年6月A股正式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体系，预计将有100亿美元的被动投资资金进入中国市场。
刺激政策也是外资看好A股的原因。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Frederic Neumann指出，传闻内地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区间是6%至6.5%，虽然增长步伐放缓，但仍然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
综合多家投行和券商预期来看，鉴于2019年中国经济基本面料将呈现“增长继续下行、政策逐步托底”的格局，明年全年中国股市走势预计前低后高、“一波三折”，呈“N”型震荡上升；且从具体时点来看，下半年机会更大。2019年中国股市依然缺乏“增长点”，因此可能难以看到全局性的趋势性机会，更多呈现的是结构性行情。
其中不少机构认为，鉴于当前股市估值已接近底部区域水平、估值调整明显快于盈利周期，明年上行空间大于下行空间，若政策支持力度能出现有力拐点，2019年中国股市有望走出底部。
经济“增质”才是繁荣基石
2019年，随着中国经济“减速增质”向纵深发展，增长压力和改革潜力交叠激荡。着眼于“全球-历史”宏观坐标系，经济“增质”而非经济“增速”，才是资本市场长期繁荣的根本基石。从宏观战略来看，“减速增质”是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数十年来，全球主要经济强国形成“减速增质”的接力赛，而中国将大概率成为下一个接棒者。从微观基础来看，“减速增质”与产业转型升级一体两面。未来十年，中国产业升级有望迎来新一轮历史性机遇，同步实现“中国智造”和“智能服务”的双重崛起。从历史经验来看，全球主要经济强国的“减速增质”之际，往往也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之时。有鉴于此，对于当前中国经济，“减速”引致的改革阵痛固然真实，但是“增质”培育的长期红利也同样笃定。考虑到在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下，中国经济“增质”步伐有望行稳致远，我们对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长周期前景保持谨慎乐观。
“减速增质”是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减速增质”表面上是增速与增质的外部选择，本质上则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内生演进。根据学理，新兴经济体走向全球性经济强国，必然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扩大要素投入为驱动，重心在于经济总量的高速扩张。第二阶段，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驱动，重心在于经济质量的稳步优化。第一阶段末期，随着要素总量的约束和边际产出的衰减，高速增长不可维系，各类风险迅速累积，因此需要及时转入第二阶段，才能实现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历史”的宏观坐标系中，“减速增质”的必然性能够在多个角度得到验证。从时序来看，在告别二战后的修复性增长后，各主要经济强国相继转换发展阶段，形成“减速增质”的接力赛，“高速低质”的经济强国并不长期存在。其中，日本的“减速增质”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德国完成于80年代，美国完成于80年代至90年代，韩国则在80年代以及本世纪初分两步完成。从结果来看，上述经济强国在“减速”之前，大多处于“高通胀、高债务、弱稳定、弱民生”的危险状态，并部分伴生政策失灵、经济危机、长期滞涨等病症。而在“增质”之后，虽然增速中枢下移，但上述各国普遍步入“低通胀、稳债务、强稳定、强民生”的经济繁荣期。从进程来看，单纯使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手段强行延续“高增长”，只会撞向历史规律的南墙，最终被迫由危机来倒逼变革。例如，70年代日本的“列岛改造计划”和德国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不仅未能延续繁荣，反而加剧了经济的内外部失衡。更进一步地，如果在危机倒逼之下，依然未能及时改革，则会导致技术红利的培育落后于资源红利的衰竭，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上移落后于国内劳动成本的增长。由此，曾经的高增长国家将长期陷入“资源诅咒”和“中等收入陷阱”，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即为殷鉴。
沿循上述历史规律，当前的中国经济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资源环境的约束广泛显现，资本边际回报率亦步入下行轨道，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势在必然。以十九大为起点，中国经济有望成为全球“减速增质”接力赛的下一个接棒者。以史为鉴，在内外部压力下保持改革定力，进而主动规避转型危机，平滑“减速增质”进程，正是中国经济的顺势之选。
“减速增质”是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体两面。具体到微观产业层面，经济发展增质和产业转型升级互为因果，相伴共生。从历史经验看，在经济强国的“减速增质”期，产业升级主要由两轮驱动。
第一是制造业的高端化发展。上世纪70年代“减速增质”中，作为追赶者，日本经济以《70年代展望》为战略纲要，推动制造业由资本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电子计算机、软件开发、航空航天等领域成为发展重点。面对这一竞争压力，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作为领跑者的美国经济，以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为主脉，以制造业信息化实现了制造业的高价值化，推动了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前沿领域的蓬勃发展。
第二是服务业的高质量优化。有别于制造业强国的刻板印象，早在1980年，德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比重就已经升至53%，超越其他两个产业之和，完成了总量积累。以此为起点，在随后德国经济“减速增质”中，服务业开始了“由量及质”的结构优化。在80年代，德国生产性服务业提速发展，依次超越社会服务业、流通性服务业，成为服务业内部的主导行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虽然各国具体路径有差异，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至主导地位，是上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日本、韩国等完成“减速增质”经济强国的共同特征。
值得强调的是，自本世纪以来，这两个“车轮”显现出愈加紧密的联动。2000年以后，韩国文化信息服务业高速发展，在需求侧以文化输出为抓手，拉动了IT产品、服装、汽车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在供给侧对钢铁、化工等传统工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双向增加制造业产品附加值。鉴于上述分析，至少对于基础较弱的后发国家而言，面向未来的“减速增质”，并不机械地意味着第三产业在总量上取代第二产业，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去工业化”地发展服务业，更不能牺牲制造业的高端化投资而去粗放式扩大服务业的低效率部分。相反，追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同步推动两者质量、效率和价值的内在提升，才是“减速增质”的真正微观引擎。
未来十年，以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为主轴，以新经济为表现，中国产业结构正在迎来新一代“两轮联动”的升级机遇，将是为经济“增质”奠定微观基础的关键。第一，“中国智造”提速。如果能够在算法、芯片、传感器、智能软硬件等人工智能的核心领域取得突破，则有望拉动生产自动化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创造条件。如果5G、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迅速普及，则能够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催化剂，推动制造业整体的信息化和智能化改造。由此，中国制造有望率先突破人的成本约束和能力短板，为制造业的生产流程和终端产品注入科技创新的高附加值，从而跻身为“智造大国”。第二，“智能服务”崛起。基于“中国智造”的基础，以信息技术“重构市场”，将中国庞大消费人群和完整产业链条的多样化、分散化服务需求和应用场景，凝聚成一个个细分的但是体量领先全球的服务业市场，产生规模效应。立足于此，以人工智能“重构服务”，推动服务业在集约化条件下的运营优化和个性化场景下的业务创新，产生效率优势。这将推动服务业告别低效率时代，成为解放全要素生产率的新蓝海，并促使中国服务业从“跟随者”蜕变为“引领者”，向全球市场进行输出，助力中国成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综合强国。
“减速增质”是资本市场繁荣的根本基石。“减速增质”的上述两种性质，最终汇聚并反映于资本市场。无论是从市场逻辑，还是从历史经验来看，资本市场均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而非经济“增速”的显示器。伴随经济增速下台阶，经济增质的稳步提高依然能够从根本上支撑起资本市场的长期繁荣。
从市场逻辑来看，经济增质释放双重红利。“资本市场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既正确，又错误。严格来说，经济“增质”而非经济“增速”，才是真正反映于资本市场的价值要素。资本市场长期繁荣所需的两大条件，均受惠于经济增质的提升。第一是优质的投资标的，具体表现为盈利能力和估值水平。一方面，相较于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末期的“高杠杆、低效率”增长，“减速增质”后的经济体能够以技术进步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并告别高杠杆、金融空转的沉重财务成本，降低市场扭曲、制度摩擦的高额交易成本，进而夯实盈利源泉。另一方面，转型升级后的新兴制造业和服务业，不仅具有更加广阔的增长前景，同时通过内生增长，减弱了对全球经济周期和外部风险冲击的敏感性，从而获得更高、更稳健的估值评价。第二是充沛的投资需求，具体表现为增量需求和存量需求。一方面，得益于增质的上升、分配制度的优化和社会安全网的完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提速，长期投资风险偏好趋稳，持续形成增量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减速增质”阶段，经济生态和产业结构的系统性调整，会带来资产价格大范围重估，以及资产配置在期限、种类和风格上的变革，进而形成大量的存量交易需求，并推动金融产品的丰富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增质之时常是繁荣之期。回顾美国股市历史，1982-2002年，长周期的市场繁荣与经济的“减速增质”同步进行。相较于1962-1982年，1982-2002 年美国经济增速中枢下滑，且跌破1930年至今的历史均值，但增长质量在两个方面显著上升。第一，内生增长动力提升。1982-2002 年，美国个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季均贡献率为 2.38 个百分点，高于此前 1962-1982 年的 1.89 个百分点。并且，知识产权投资的年均同比增速升至7.63%，高于1962-1982年的6.67%。由此，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飞速发展也进一步增强了美国内生增长的活力。第二，民生水平提升，美国家庭更好地分享了经济增长的果实。1982-2002 年，美国个人可支配收入月均增长 0.895%，高于此前 1962-1982 年的0.765%，并伴随着通胀水平的显著下降。由此，虽然经济增长放缓，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月度均值逆势上升至91，高于1962-1982 年的79。得益于以上增质红利，即使计入“互联网泡沫”破裂带来的负向冲击，1982-2002年标普500指数的累计收益也高达618%，遥遥领先于1962-1982年的97%。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在1980-1990年的“减速增质”期，德国DAX指数的累计收益高达约280%，扭转了1970-1980年累计损失近20%的颓势。在2000-2010年的“减速增质”期，虽然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韩国KOSPI股指累计收益逾100%，而此前1990-2000年的累计收益仅有9%。这一相似性表明，资本市场并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而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经济“增质”的稳步提升才是资本市场的繁荣之基。
姜超：当前是投资中国的历史性机会
一、经济表现不佳，股市开局不差。
经济短期承压。
进入1月份以来，18年的各项经济数据正在陆续揭晓。而从已经公布的数据来看，18年12月的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中采和财·新·制造业PMI均降至 50的荣枯线以下，而进出口增速也全部转负，2018年12月乘用车销售降幅接近20%。
进入19年以来，经济的表现依旧不佳。虽然1月中上旬主要电厂发电耗煤增速由负转正，意味着工业生产短期改善。但从最重要的地产和汽车两大需求来看，1月中上旬主要34城市地产销售同比下降了11%，其中地产销售主体的二三线城市地产销量在下滑；而1月前两周的乘用车销量依旧是负增长。没有需求的支撑，生产的改善就难以持续。
A股表现不差。
开年以来，中国股市一扫去年大跌的阴霾，走出了一轮不错的反弹行情。
到目前为止，上证指数年度涨幅为4.1%，深圳成指涨幅为4.7%，沪深300指数涨幅为5.2%，即便表现最差的创业板指数也上涨了1.5%。
而从行业分类表现来看，在29个中信一级行业分类中，年初以来有28个行业录得上涨，只有餐饮旅游一个行业下跌。
全球股市普涨。
从全球来看，其实表现也和我们非常类似。
一方面是经济下行，18年12月摩根大通全球制造业PMI降至51.5，为16年10月以来的最低值，其中美国、欧元区的制造业PMI都在大幅下滑，而日本的PMI仅是低位反弹。作为全球经济风向标的韩国出口增速，2018年12月出现1.2%的负增长，也印证全球经济还在减速。
另一方面是股市反弹，19年以来全球股市普涨，截止目前美国标普500指数上涨6.5%，日经225指数上涨3.3%，德国DAX指数上涨6.1%，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3.6%，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1%。
在18年末的时候，有许多看空美国经济、中国经济，进而看空股市表现的观点，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判断并不准确。
二、经济表现不等于投资业绩。
哪怕经济再好，投资未必赚钱。
大多数人去投资，往往希望有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相配合，其实潜台词是经济越好、股市的表现就越好。但是我们如果真的这么做的话，其实效果未必会很好。
比如说，回头来看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表现，经济增长最好的一年是2007年，那一年的GDP增速高达14.2%。但是如果我们在07年去投资中国A股，那一年上证指数的波动区间是2541-6142点，而2018年的上证指数收在2494点，这意味着如果在07年的任何一个时间购买了上证指数，那么持有11年下来的回报都是负收益。
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案例。1999至2000年，美国的GDP增速均超过6%，如果在这两年购买了标普500指数，指数的成本大约是1206-1553点，而持有10年下来，在2009-2010年的标普500指数波动区间是667-1263点，基本上也都是亏钱的。
而日本的案例最为醒目，过去31年当中，日本经济表现最好的是1988年，GDP增速高达7.1%，而如果在当年购买了日经指数，指数的购买成本区间是21148-30264点，而日经指数现在的点位仅为20666点，这说明过去31年的回报都是负的。
哪怕经济再差，投资未必亏钱。
过去30年当中，日本经济表现最差的是2009年，当年经济萎缩了5.4%，但是2009年的日本股市反而上涨了19%。而且2009年日经指数的波动区间是7021-10767点，而在2013年以后，日经指数就没有低于10398点，这说明如果在2009年的任何时间购买了日经指数，持有4年以上都是赚钱的。
同样，2009年美国GDP增速为-2.5%，为1947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而如果在2009年购买美股，标普500的指数成本是666-1130点，而标普500指数在2012年以后就没有低于1258点，这意味着2009年的任何时候去购买标普500指数，持有3年以后都是大赚特赚。
我们再回到中国，过去20年当中中国经济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是2009年1季度，当季GDP增速仅为6.4%，而上证指数在09年1季度上涨了30.3%，而且如果在09年1季度购买上证指数，指数成本大约在1844-2403点，而在这个位置购买了A股，即便经过2018年的大跌也还是赚钱的。
经济表现不等于投资业绩。
还记得在2007年，当时中国经济一片欣欣向荣，当时我们基于对中国经济未来的乐观预测，写下了《大鹏一日同风起》的报告，省略了“扶摇直上九万里”，我们用了100页的报告来论证中国股市有望涨到1万点，回头来看，这个报告其实是个巨大的笑话。
2007年，中国的GDP总量是27万亿，而到2018年中国GDP大概率会突破90万亿，比2007年增长了2倍多，但是2018年的上证指数收于2494点，而2007年的上证指数收于5262点，18年的上证指数并不是07年上证指数乘以3，而是不到07年上证指数的一半，这告诉我们靠经济表现来预测股市其实差了十万八千里。
同样的道理，现在貌似人人都是经济学家，而且让大家找中国经济的问题，谁都可以随手列出一大堆，诸如债务问题等等，而且这些问题一写出来就会成为朋友圈的刷屏文章，但是如果就此来断定中国股市会大幅下跌，十年以后再回头来看谁知道会不会又是一个巨大的笑话？
三、经济好的时候，股价往往更高。
为什么不能简单凭经济表现来预测股市的涨跌？答案其实在于购买股票的价格。
资本市场是最为聪明的市场，也就是说你知道的事情，往往别人也都知道了，所以当你觉得经济好的时候，别人也觉得经济好，那么你去买股票，就不会有人便宜地卖给你了。
比如著名的中国石油，是2007年11月5日在A股挂牌上市，恰逢A股的大牛市当年涨到了6000点以上，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可以继续高增，全球的石油未来都不够中国使用，油价会继续大涨，结果中国石油上市的开盘价就是48.6元，这也几乎是中国石油A股的历史最高价，如果当天开盘买了中国石油，几乎从来就没有赚过钱，而中国石油A股的最新价格只有7块多一点。
而衡量股价高低，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就是股票的估值，通常用市盈率(PE)来表示，也就是股价相对于其盈利的倍数。
在2007年10月，上证指数达到6000点时，上证指数的PE估值(TTM)高达51.5倍，而到了2018年12年，上证指数的PE估值只有11倍。因此，虽然从07年到18年中国经济的总量翻了3倍多，上市公司的利润增长也超过了3倍，但是抵消不了同期上证指数的估值高达80%的降幅。
也就是说，哪怕中国经济在2007年之后表现的再好，但是因为你买的股票价格太贵了，所以再好的经济表现和盈利增长也没法让你的投资赚钱。
经济差的时候，股票低价出售。
而反过来的现象，也一样成立。
在经济学当中，通常把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定义为经济衰退，由此来观察，美国经济在过去的40年当中，只发生过4次经济衰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2年、1991年以及2008-2009年，其中尤其以1980年和1982年的两次衰退的时间间隔最为短暂。
但是如果在1980年购买了美国标普500指数，那么持有到现在的回报率高达25倍。而从1979年到2018年，美国GDP总量大约增长了8倍，而BEA公布的美国企业利润增长也在8倍左右。为何美股的回报率远远好于经济增长和企业盈利的表现？
答案就在于购买价格足够便宜。1980年初，标普500指数的PE估值仅为7.4倍，而标普500指数的最新PE估值大约为20倍。也就是说，1980年初的美股几乎是以历史最低价在大甩卖，而在当时购买美股，不仅享受了之后高达8倍的经济和企业盈利增长，还有接近3倍的估值提升，所以带来了高达25倍的指数回报，而且这还不考虑股息的分红收益。
再回到中国，在2014年时，中国经济增速掉到了7.5%以下，而且由于当时PPI通缩已经持续了3年，很多人担心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会掉到7%以下，PPI通缩也会继续加大，这些预测事后也都兑现了。
但正是因为这些悲观预期，2014年2季度上证指数的PE估值一度降到9倍的历史最低值，而如果在2014年2季度购买了上证指数，那么购买成本是在1991-2048点，这个点位购买了A股资产，哪怕后面中国经济股市怎么波动，其实都是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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