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览财经特稿】众所周知,由于汽车消费金额大、生活质量提升大、无投资属性,乘用车销量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形势的晴雨指标。龙头吉利对2019都仅仅提出“保平”的销售目标,正是2018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直接体现。一夜间,对宏观经济形势不安和焦虑笼罩着汽车界与投资界,所有人都在发问,经历28年来第一个汽车销售负增长后,2019年、2020年会好转吗?
宏观经济基本面,已经完全不是罗振宇跨年演讲中类比的“全球平均气温”那样事不关己。对每一个身处汽车产业链的从业者,研判宏观经济形势,已是一个逃不了避不开的切身课题。
2008年是个值得借鉴的年份
2008年4月浙江台州,邱继宝的飞跃集团--被誉为“国宝”的缝纫机企业提出破产申请。这家曾经产值230亿元的企业是当地的经济支柱,它的倒下给当地数百家的供应商和数万就业人员带来灾难性打击,18亿元的银行贷款直接引发当地金融系统的地震。
8月,全国最大的纺织工业集散地绍兴县风波陡起,四家大型工厂--金雄轻纺、华联三鑫、江龙控股及五环氨纶相继停产,牵涉出各类负债146亿,银行负债113亿。
在毗邻的江苏省,多米诺骨牌式的倒闭歇业事件也在发生。10月8日,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中国金属突然停牌,其下属主力工厂常熟工业园的科弘材料宣告倒闭,给当地20余家商业银行留下52亿元的财务黑洞。在中国最大的化纤原料基地,苏州市盛泽镇有三分之一的织造厂停产。
总结原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欧美主要经济体的剧烈动荡、产业升级的艰巨性毕露,几大因素相互叠加,造成东南沿海外贸企业的倒闭潮,给当时外向型的中国经济带来严重的衰退压力。随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又给了中国资本市场沉重的一击,A股出现后人难以想象的惨烈跌幅。
转型升级压力下民营实体企业的艰难,美国输出黑天鹅影响带来的股市狂泻--与刚过去的2018年相比,充满戏剧性的相似。就连马云在08年7月一份内部邮件里写下的文字(“经济将会出现较大的问题,未来几年,经济可能进入非常困难的时期。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形势更不容乐观,接下去的冬天会比大家想象的更长!更寒冷!更复杂!我们准备过冬吧”),都与他的19年新年讲话如出一辙。
相比之下,老天还是对2008年的中国人更加残酷。1月,大半个中国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停电遍及19个省份,数十万的工厂停产关闭,数千万人受灾;5月,汶川大地震造成69227人遇难,17923人失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8000亿元,举国为之哀痛;9月,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爆发,导致全国29万婴幼儿出现泌尿系统异常,国产奶粉行业遭遇毁灭性打击,一时间几乎整个“中国制造”都面临全社会的讨伐和拷问。
在2008年严酷的经济压力下,一套眼花缭乱的组合拳出现了。
首先是货币宽松,9月16日,央行决定将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由7.47%下调至7.20%,同时下调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此后3个月,央行又连续5次降息。如果联想到上半年存款准备金利率还4次提高,其反复之迅猛和戏剧性为史上仅见。
投资基建的闸门随即打开。08年底至09年初,发改委一口气批复28个城市的城轨规划,总投资超过1万亿元。此前国务院对申报地铁的城市基本条件为“地方财政收入100亿以上,GDP1000亿以上,人口300万以上”,在这次“大放行”中,申报条件大为降低。
同时出台的,还有对房地产、汽车两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刺激。10月22日,财政部宣布个人首次购房的契税税率下调至1%,暂免印花税、土地增值税,首次购房的首付比例降为20%,房地产迅速回暖,许家印从破产的边缘一举登上中国首富。在汽车行业,1.6L排量以下购置税减半,在2009年春节前正式实施。由于赶上购车高峰,形势迅速好转,最终以全年1364万辆的成绩(同比大增48%)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
12月,中央政府宣布对家电业实施紧急输血,推出“家电下乡”的财政救市计划。农民购买彩电、冰箱、手机和洗衣机,按照产品售价的13%给予补贴,两个月后,电脑、空调、热水器也被加进了这份名录中。此后的三年,下乡家电共销售2.18亿台,销售额5059亿元,家电企业的库存压力被大大缓解。
在一系列招数中,还有一记重拳值得被重点提及:3G牌照提前下发。它使得三大运营商投入2000亿,带动社会投资6000亿,最重要的是,与之伴生的智能手机浪潮下,一个空前繁荣的移动互联网时代来临了。
随后的2009年,谷歌退出中国,百度迎来史诗级发展机遇,市场占有率立马翻了一番;8月14日,新浪微博上线,半年内用户数达千万大关,3年后突破5亿;11月11日,淘宝商城(后更名天猫)“双11”横空出世,一天时间录得高达5200万的线上销售额震惊全国,可当时没有人能想到,10年之后的这个数字会变成2135亿。
随着通信技术、社交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无数全新的千亿级、万亿级产业被不断打开。今天,中国拥有4000万电商从业者、400万自媒体从业者、400万网约车司机、300万快递小哥和数十万的人气网红;头条、滴滴、美团估值合计超过1万亿人民币,在十年前,这些数字都还是0。十年间,腾讯和阿里的市值分别增长了15倍和70倍,跻身全球前8大市值公司之列;全球前6名的智能手机公司中,有4家是中国的。
现在回头看,货币宽松、基建投资、楼市松绑、车市刺激、家电下乡,十年前的这套拳法从两大支柱产业入手提振实体经济,通过基建投资拉动产业经济发展,并有效扩大了内需,确实起到促增长的作用。2009年7月,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已高出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宣布,中国已经在世界率先实现“国民经济总体回升向好”。经济学人杂志在8月的封面报道中给出《令人震惊的反弹》的标题。
如果把时间维度拉长,相继到来的3G和4G时代更是点燃了经济发展的一大引擎。在热火朝天的民营资本助力、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支持下,国人勤劳、智慧、勇敢的创业精神被彻底激发,一家家充满活力的大型民企走上舞台。他们创造出全世界顶尖的商品和服务,激起了无数人从事投资和商业活动的热情,带来了令人欣喜的民富效应,贡献了相当比例的社会保障,又回过头进一步放大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
怀抱信心同时警惕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
尽管屡次通过货币、财政、产业等组合手段帮我们度过一个个经济难关,但当下怀抱信心同时,还是应警惕经验形成的“路径依赖”,毕竟今日的宏观经济背景与过去相比有着几大明显不同:
(1)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经济拉动的边际效益递减。2017年我国GDP82.7万亿,固定资产投资64.6万亿,也就是100块的固定资产投资只能拉动128块钱的GDP,只有十年前的65%。就拿杭州来说,当年钱塘江三桥四桥的通车,对钱江南岸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极大的助推,把滨江区从一个与杭州主城区近乎隔绝的小乡镇成长为拥有42家上市公司的全国信息产业高地,但当今天钱塘江上已经架起10座大桥,江底也通车2个隧道的时候,再多造一个大桥或隧道对两岸经济的带动能力显然是递减的。
(2)农村大件消费需求红利渐尽。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农村人民生活质量已经实现飞跃,汽车、家电的渗透率大大提升,从物质生活的角度,小日子过得几乎什么也不缺。无论是再次刺激家电下乡还是汽车下乡,效果与十年前相比必定要大打折扣了。
(3)楼市松绑促增长的代价加大。简单粗暴的货币宽松叠加楼市松绑,很容易造成房价的过快上涨,从而导致新增资金徘徊在实体经济大门之外空转,推高各类资产价格。房价的上涨引起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提高,这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人们可能就连生育都要事先战战兢兢地算上一笔账,2018年的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鸣响警钟。以现在的施策方针看,定向降准、普惠金融、不搞大水漫灌都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说十年前的经济增长恢复是主要依靠政策这只手的推力,那么今天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已经安装更多的发动机,具备了更强大的自启动能力。这些发动机是什么?根本上看,推动这艘巨轮前行的永不枯竭的燃料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毫无疑问就是身处各个行业的民营企业集群,它们草创而生、集涓为流、轰然成势,一路从非规范化的市场氛围中成长起来,在资源、市场、人才、政策、资金甚至地理区位都毫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成今天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一股力量。
200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只有一株独苗(排名499的联想),而在2018年榜单的里,大陆民企已超过20家。与巨型国企相比,它们懂得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对创新和盈利充满原生性的渴望,具有更灵活的运转机制与更强劲的生长能力。
十年来,民营企业创造的产品像潮水一样冲入我们的生活,除能源、电力、通信这些垄断行业外,几乎所有领域都已经有中型以上的民企涉足。中国股市是这段历史诚实的记录者,十年间,舜宇光学、科大讯飞、宁德时代、大华、分众、360、顺丰、美的、富士康、比亚迪等一众AH股民企的市值相继突破千亿。民营资本构建的社交平台、电子商务平台、移动支付平台、新物流平台及新媒体平台,已经成为当今国民经济的新一代基础设施。在决定未来十年的新兴高科技产业中,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民营企业的领跑现象似乎也已成定局。
2018年,苹果市值突破万亿美金引起媒体的狂欢,所有人都叹服于这家公司渗透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的影响力。而人们似乎早已忘记,其实全球第一家万亿美金市值的公司根本不是苹果,而是2007年11月5日上市的中石油,当天其市值达到1.1万亿美金。中石油如此缺乏存在感,就是因为它是政策保护和行业垄断的产物,它永远无法如苹果一样在国内外家喻户晓,更难使人称其为伟大的公司。
相比中石油,民营企业是真正的鲶鱼,他们在自己个头越来越大的同时,还搅活了各自所在的整片水域,小鱼在它周围奋力环游,整片海洋也开始为之惊叹。
如今的中国,每天都有多达一万家企业诞生,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而在他们的背后,还站着黑压压的一群风险投资人。Crunchbase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前10个月,中国风险投资的总额达到创纪录的938亿美元,比美国还高22亿美元,领跑全球。这个数字虽让人惊诧,但也很难将其简单界定为泡沫,因为洒下这些真金白银的大佬们,个个都头顶一颗绝顶精明的脑袋瓜。他们的每一笔投资原因都只有一个:看好企业的价值成长,并愿用资本推动成长的加速。
同时,整个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知也在悄然转变,各类资源原本严重倾斜的天平开始趋于均衡。20年前,人人都渴望体制内的工作,我的叔叔在南京大学毕业后坚持要加入一家叫做比亚迪的深圳小公司(现任高管),其父亲震怒之下与他断交整整两年。而今天,阿里网易海康吉利在浙江大学的每一场招聘会现场都人山人海,当毕业生通过重重面试成功拿到Offer,都会第一时间兴奋地拨通父母的电话。
正是这些分布在各个行业中的民营企业,与那些率先摸索出先进管理制度的国有企业一起,并肩组成中国经济巨轮的发动机组。与十年前相比,发动机的数量扩增好几倍,齿轮也变得更加精细,他们从竞争中走来,早已习惯困难的环境。
当下,很多人悲观地认为廉价劳动力、资源环境、移动互联网等一波波红利已经穷尽,展望可见的未来,似乎找不到一个足够广阔的空间继续让我们猛踩油门。面对当下的经济压力,他们觉得除了再度使出货币宽松、基建投资、刺激消费等2008年的那些老招,几乎没有其他办法。而且考虑到政策效益的递减,这些招数已经难以奏效,就像人无法通过揪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这个说法不无道理,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产业瓶颈确实存在。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已经没有了机会,在我看来,除5G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新技术能够创造新增产业空间外,还有几个确定性极高的发展路径:
一、生产附加值的提升。
罗纳德科斯在《变革中国》中写道,“20世纪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和微软,这个名单的长度还在一直增加。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韩国的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时(却只有4800万人口),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和海尔,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的大部分企业也仅仅在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这些企业依然在苦苦挣扎。这种窘况,我们称之为‘没有产品的生产’,实在不敢恭维。”
这位诺奖得主在十年前的这段文字,今天读来依然没有过时。2008年至2018年,《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从35家猛增到120家(仅比美国少6家),但是如果你翻开另一份榜单却能感到令人尴尬的反差--Interbrand推出的2018全球品牌百强榜中,美国占据54个,德国12个,法国和日本各7个,瑞士4个,比利时、韩国、荷兰、西班牙、瑞典各2个,中国却只有1个:排名第79的华为。
不过,好的变化也已开始涌现。阿里、腾讯、京东、百度、小米、美团,及一些新面孔如拼多多、蔚来汽车、爱奇艺,都开始赢得国人的尊重和喜爱,并且成为华尔街的热议对象。华为2018年营业收入突破1000亿美金,它在芯片、通信设备、消费电子等战线的全面崛起,已经引起美国科技巨头苹果、高通、思科、英特尔的集体恐慌。
未来,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生产附加值,是一条非常明确的前进路径。下一个十年,除腾讯、阿里、华为外,我们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高盛、丰田、西门子、霍尼韦尔、麦当来?至少平安、吉利、美的、海康、海底捞等一批中国企业已经走在这条道路上。
二、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产业结构上,未来几年服务业必然将持续兴起。随着财富的增长,人民对物质的追求是有限的,再有钱的人也不会买十几辆车和几十个包包,人们会更加看重生活质量,而把更多的钱花在服务业上。
今天的中国,服务业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2016年美国已经达到80%,而中国才刚过50%。尤其是医疗健康和文化产业,国人的需求还远远没有被满足。每年中国会有50万人出境就医,每人平均花费高达5万元;每年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飞往美国看NBA篮球赛、观赏百老汇演出及在拉斯维加斯赌博……这些需求与供给的严重错配,却也预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而社会结构上,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今天我们58%的城镇人口,创造了92%的社会财富,这意味着城乡的劳动生产率相差了整整8倍。这巨大的差距,还将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农民进城。要知道,世界上今天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民是超过5%,未来中国的城市人口也还会增长4-5亿。
三、称之为“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初,为了解决晚饭,你要去菜场买5块钱的菜,回家后自己洗菜、烧菜,吃完后再把碗洗干净,整个过程创造了5块钱的GDP。
后来有了生鲜超市,上架的蔬菜都已经被洗干净,你买去后就省去洗菜的时间。但同样的菜已经不卖5块,而是要8块钱,于是整个过程就创造了8块钱GDP。
再后来,人们又觉得洗碗也很费时,各厨电企业看到这个商机,纷纷推出家用洗碗机。你买一台,从此又省去洗碗的时间。假设洗碗机平均每天的使用成本是5块钱,那么整个过程的GDP又增加5块钱,达到13块钱。
所以,前后同样的一顿家庭晚餐,背后却是完全不同的经济规模。究其原因是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引起社会分工的细化和中间环节的增多。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人们对拥有更多时间的渴望会只增不减,这也将成为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如五年后,人们可能会开始嫌弃APP点外卖也过于麻烦,而改直接对话Siri完成,以节省2分钟的时间。而那些被解放的时间,又会被用来投入生产和工作,或是进行娱乐与消费,从而再度反作用于经济增长。
以上论述基本停留在产业层面,是对宏观经济走向的思考。就像一棵大树,上文观察的都是它在土壤之上的表象。比起这些,更关注的是在土壤之下,这棵大树的树根是长什么样。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根本上看,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向前的永不枯竭的燃料是制度和人口。制度的好坏,决定人们的潜能能否被最大程度的激发,创造财富的渴望能否被最大程度的点燃。
农村生产改革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范例。40多年前,很多中国人想吃一顿油水充足的饱饭都是奢求,原因是“中国人多田少,粮食不够”。千万知青高喊着“农业学大寨”“荒山变良田”下乡劳动,也无济于事,还是吃不饱。而今天,我们国家的人口数量已较当时翻倍,耕地面积反而还减少了,但粮食的供应却变得无比丰盛,人们不再为饥饿烦恼。
带来这一神奇改变的是制度改革。起先农民种粮是先自己后国家,现在是先国家后自己。国家和自己之间“谁拿剩余”的制度转变,无限放大了农民对于生产的积极性。
制度改革不只发生在农业。2018年12月25日,发改委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今后凡是该清单以外的行业,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毫无疑问,该项制度的正式实施,使得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微观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也是给民营资本的一剂强心剂。
经过四十年的改革开放,那些“姓资姓社”的争论早已无影无踪,做好经济建设成为举国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还将持续释放,它在粮食生产上点石成金的魔力,还将在其他越来越多的领域显现。同时,多达14亿的人口将是中国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我们幸运地成为克鲁格曼“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的受益者。
回到眼下,2019年经济形势确实不容乐观,但制度激励下,亿万个昼夜不停高速运转的大脑,正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不竭动力的真正来源。(来源:老章价投 作者:章圣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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