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财经特稿】3月22日，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了2019哈佛大学中国校友公共政策论坛暨CCG圆桌研讨会。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修昔底德陷阱”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发表了以“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主题的演讲，并与到会政商学界精英深度剖析了全球贸易局势和中美关系，探讨了全球经贸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发展。以下为演讲实录：
自我和出版商谈论出版这本书，寻找避免这个陷阱的方法以来，已经有两年时间。至今我还在努力，希望能有更多的想法。如果你观察过去几年美中关系的变化，即使你没有很仔细地观察，你可能也会困惑。中国25年来都被美国视为朋友，而现在华盛顿在中国和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发生180度的变化。
奥巴马离任后将中国称为战略伙伴国家，布什总统曾打电话给中国，克林顿总统称中国是一个战略对手……如今美国态度的变化不仅仅是特朗普政府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整个华盛顿政治阶层的观点。目前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对中国的政策态度是一致的——参众两院中没有一方公开反对当前的中国政策方向，你可以从国会的投票中看到这一点。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我将会提出一个宏大的想法，这实际上也是我的书中的想法。我会告诉你我目前的想法。但我并不满足于我目前所取得的成果，我希望在座各位有更好的主意。
最了解“修昔底德陷阱”危险的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目前最了解“修昔底德陷阱”危险的人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正如他经常说的，应对中国和中美两国挑战的方法是建立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习主席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和他对这一建议的表述是完美的——他给出了指导方针，并希望美国共同努力，但当时的奥巴马政府没有参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有无数不同的国家陷入灾难性的冲突，而这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的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需要有一种新型的或一种积极的大国关系。
几个很简单的问题：中国正在崛起还是已经崛起？中国的崛起是如何影响美国一直以来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为什么会有战争，尤其是没有人想发生的战争？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美国和中国的民间力量在什么时候起作用？最后，如何摆脱这些陷阱？
今天的华盛顿为什么会开始关注这样一个主题？之后我会说多一点。一个崛起的强国准备取代统治强国是危险的。中国的崛起是有原因的吗？是的，它崛起得很快，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快，而且还在继续崛起。当中国实现自己的梦想时，这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它不可避免地接近了美国在秩序顶端已经成为习惯的位置和特权。怎样才能在这样的动态中导致战争呢？中国和美国在1950年是如何陷入战争状态的？这种对抗造成了一种易受极端行为左右的伤害，这些行动与第三方的意图无关，而是主要对手的意图，而这仍然是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领域，目的是为了应对不断升级的冲突，甚至是灾难性的冲突。中美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不，让我马上说三遍。不，不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这本书并没有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本书的目的是防止战争，不是对战争进行预测，也不认为战争是个好主意。战争是一个疯狂的想法，是一个灾难性的想法。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不能怪罪于某些历史，这是他们失败的行动，他们本可以采取措施避免一场战争。这本书的目的是激励中国人、美国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思考：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战争的发生？
中国崛起：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
如果苏丹人在旁观中美关系，他会认为，“这是我所见过的最伟大的崛起力量，我们有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和一个不变的目标。这难道不是人们一直期待看到的力量碰撞吗？”我想他也会这么说的。华盛顿和北京应该在避免落入陷阱方面运用战略想象力。
你在微信和朋友圈随处可见的是修昔底德，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陷阱”说的是半岛战争历史，是关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摧毁了古典希腊的两个主要城市国家。“修昔底德陷阱”是我16年前引用的一个术语。我的观点是，当一个崛起的强国威胁要取代一个统治强国时，其结果往往是战争。我在研究中梳理了2500年前发生在希腊的历史。当时雅典的崛起令人叹为观止，它给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是令人恐惧的；而斯巴达人当时已经统治希腊一百年，最终，他们爆发了战争。没错，也许历史就是这样运作的，也许不是。但你确实应该了解一下那段历史。
我为TED演讲做了这个简短而生动的介绍，但实际上它是我为《中国日报》写的一篇文章的另一个版本。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给你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多少中国人每天靠不到两美元的收入挣扎求生？这是世界银行的极端贫困水平。猜猜？每天少于两美元的中国人占多大比例？99%。如果你每天有两美元，那么你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为你和你的家人寻找足够的食物上，仅仅是勉强维持生计。如今，40年后的今天，99%变成了1%。99%中国人生活水平已经提升到这个水平以上，这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肯尼迪学院和商学院之间的通道工程自我担任肯尼迪学院院长时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程于2012年开始，预计2014年完工，但是2014年仍然没有竣工，直到2017年它才正式完工，花了比预计多一倍的时间。2016年我来北京时，北京市政府决定对拥有两条车道的三元桥进行升级改造，花了多长时间？我们先猜一下，要多久？答案是43小时。我对当时的北京副市长说，如果他能来哈佛完成哈佛工程的建设，我愿意作出一点贡献。
崛起中的中国是如何在各方面对美国利益造成影响的呢？请看这个动画，我在2015年制作了这个动画，以便人们更好地理解奥巴马政府对亚洲“再平衡”战略的背景。我画了一个跷跷板，两端各代表着两国的GDP。2004年，中国约为美国的一半；2014年，中国比美国略大；到2024年，中国将在目前的趋势上比美国再高一倍。当美国讨论所谓的“再平衡”时，也就是减轻我们的左边的重量，在中东打战争，以给我们在亚洲的右边增加更多的重量，但是跷跷板基本上一直是离开地面的。这就是权力的构造，也是当GDP发生转移时的权力结构。这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对所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一个例子是贸易，美国曾经是亚洲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而如今，中国成为了那个主导者。随着中国的崛起，它不可避免地取代了美国的主导地位，直到美国的友好伙伴们习惯这一现象。
在当前的争论中，中国究竟是美国的“伙伴”还是“对手”？在一个中国是主要贸易伙伴的世界里，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给我的哈佛学生的一个小测验，什么时候中国会成为第一名，学生需要填写右边的栏目，我实际上有46个指标。这些只是一个简短的版本。他们写了“2020”、“2030”、“我一生的时间”等等，答案各不一样。然后我给他们看了这张幻灯片，上面写着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制造国，中国已经拥有最大的中产阶级，并且已经拥有了最多的亿万富翁。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已经拥有了最大的GDP。
前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我在中国问题方面的导师，我很幸运地认识了他，几十年中我们在中国问题上花了很多时间。中国和美国历任领导人都希望能和李光耀进行交流和探讨，之所以他们那么做的原因在于，李光耀拥有非常棒的战略思维，他对如今的中国和美国了解很深刻。而且他还能把控未来局势。实际上我还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你们可以看看。书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现任领导人是否认真考虑要取代美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中国人通常对这个问题感到不舒服，李光耀说，当然。为什么不呢？谁能不这样想？中国怎么会不希望成为世界第一呢？
在我的书中，回顾了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其中有十六个案例与崛起的强国威胁取代统治强国相关。这些案件中有12起以战争告终，4起没有发生暴力冲突。如果你登录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网站，你会看到这些案件和数据信息，也会有关于它们的争论。有趣的是，每一种情况都不同，但一般来说，雅典兴起，或德国一百年前崛起，或中国崛起，并试图在上升时取代或扰乱现任强国——斯巴达、英国、美国，结果往往是暴力冲突。但在四个案例中并没有发生战争。那么在这个其中发生了什么呢？这很复杂，每个情况都不同，但它们基本上可以分为3个层面。第一层是物质，客观条件；第二层是感知、情感和心理，即马克思所说的能动性；第三层是政治，各国政府内部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当中国实现其伟大的梦想，伟大的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复兴，减少中国的贫穷人口，使他们过上小康的生活，因此，中国人致富的愿望是高尚的、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美国已经习惯了在每项事务中处于最高的位置：成为第一大贸易伙伴、拥有最多的亿万富翁、是人工智能的领导者。英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在这个意义上，首先应该有现实的客观条件。其次，客观条件是通过感知、情感和心理加工而成的，这往往会导致错觉。在修昔底德陷阱中，关键因素是斯巴达的恐惧。
因此，感知、情感和心理的结合常常会导致误解甚至误判。最后，在每个政府内部的竞争政治中，没有人希望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有任何反对的意见出现，所以每个人都努力比他的政敌更强硬。事实上，在华盛顿目前的辩论中，你可以看到民主党人士的立场是从右翼反对中国，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是政治运作的方式，尤其是国家安全问题的政治。这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脆弱性，在一些极端的第三方行为的刺激下，就产生了战争的可能性。在我的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章节，是关于1914年德国崛起和英国之间的竞争。1914年6月一个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他与英国、德国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事件在六周内使整个欧洲处于战争状态，并在四年内就摧毁了整个欧洲乃至世界的统治地位。因此，第三方的行为、外部行为都会造成影响，特别是在脆弱敏感期。我想说的是，在审视目前的美中关系时，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这两个问题看起来都很危险。
中美合力：如何防止中美关系落入“修昔底德陷阱”？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找到九种可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让我提及其中两个，这样做是为了激发你的想象力，我希望能听到其他人的声音。
第一个想法是认可，这是一位中国朋友说的。他说，为什么我们不简单地认识到，对我们的威胁来自于这一动态。我们都面对着一个条件，一个中国正在崛起的结构性条件，中国将继续为自己的利益而不断发展，而不是为了其他国家。在没有大国战争的70年中，美国努力在国际秩序中保持领导地位，这对世界来说是很好的。我们认识到，这种竞争造成了这种脆弱性。因此，让我们把这作为一个难题：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如何管理这种脆弱性，以防止第三方的行动挑起、引发战争？首先，要认识到系统性威胁。这是一种系统性威胁，来自结构性现实，而不是任何一方的意图；第二，要共同预防危机。联合行动要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作用。台湾在这一问题中有什么作用？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朝鲜的事件会如何影响？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南海事态是否会导致危机升级呢？我们今天能做些什么来处理这个问题呢？根本上需要的是危机管理，为危机做准备。但是我们知道，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预防危机，坏结果还是会发生的。所以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还要积极建立沟通的渠道，需要多个级别的通信线路，比如有军方与军方之间的坦诚交谈。
第二个想法来自上海的一位同事，是中国和美国的想法的结合。所谓的竞争伙伴关系是站在一边，同时又和另一方合作。举个例子，苹果和三星是销售智能手机的竞争对手，三星在智能手机销售方面已经领先于苹果，但三星也是苹果最大的供应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苹果和三星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实际上，这与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想出的点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几乎经历了一场本可以消灭数亿人的核战争，肯尼迪认为自己并没有成功。所以他进行了思考：我们不应该再经历这样的事件。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对苏联说：“我们必须为多样性创造一个安全的世界。”今天我仍然同意这一说法，即美国必须找到和苏联和平共存的方法。因此，今天我们是否可以采纳这两种观点，并将它们结合起来，提出某种概念，作为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
至于西方和中国之间的积极力量对于中美满足他们各自的雄心壮志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种合作有效平衡了可能发展为冲突的议题。
首先，中美应在必要领域进行合作——防止战争的问题和通往战争的道路以及需要双方都参与的领域——联合军事演习可能是前进的方向。中美应该在朝鲜半岛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寻求预防措施。其次，气候合作是合作的关键领域，这对所有各方都至关重要。如果中国继续像现在这样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如果美国在未来半个世纪中坚持暂停气候谈判，世界将会变得更糟。中美双方应形成合力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共同利益。
如果不是中美两国的联合行动，2008年金融危机就会变成一场大萧条，而这些反应实际上是在两年多时间里形成的一系列互动和信任关系中产生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为什么会对如何解决没有信心呢？
假设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经变成一场大衰退甚至另一场大萧条。而上一次大萧条之后，欧洲出现了法西斯主义。我可以再列举一些例子，但是我认为应该关注更积极的方面、更重要的想法。
我所提出的九种可能性中每一个对我都很有吸引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还在继续寻找可能性，而不仅仅是总结想法。我希望留下一些好主意。（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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